不久前，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共有34篇（部）作品获奖。其中，《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黄发有）、《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陈思和）、《必须保卫历史》（刘大先）、《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王尧）、《文坛新观察》（白烨）等5部（篇）作品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

　　我们专访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

   　朱向前，祖籍江西萍乡。曾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军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文学评论》编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中国军旅文学50年》《莫言：诺奖的荣幸》等专著、文论集20余种共600余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多项大奖。

　　记者：朱老师您好，您是资深鲁奖评委了，之前，您当过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散文杂文奖的评委，而这次您担任的是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评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朱向前：最直接的感觉是读理论批评文章肯定不如读小说散文那么轻松愉悦。

　　另一个感觉是，这次当评委对我是一次“回炉”学习。虽然我本身也从事理论批评工作，但是，这些年“淡出”了，这次通过这样一个机缘，把过去4年间全国最好的150多部（篇）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文章强制性地读了一遍，对中国文学理论界主要的代表性作家，以及他们的理论成果作了一个全面的、深入的了解，很有收获。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指出：“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的确，批评与创作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要发展健康的文艺，批评不能失语。

　　 这几年，我们能感觉到文艺评论界逐渐在形成一种新气象，有一种蓬勃昂扬的力量，从这次参评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吗？

　　朱向前：确实有一种新气象。最令人振奋的是，在这次的参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批评界“举旗亮剑”的鮮明姿态。比如刘大先的获奖作品《必须保卫历史》就让人眼睛一亮。这篇文章可能创下了历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作品篇幅最短的纪录。但是，就是这样一篇短文却表明了一种立场坚定、毋庸置疑的态度——必须保卫历史。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影视创作中呈泛滥之势。习总书记的讲话中也多次谈到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而作者对充斥于文坛、银幕、荧屏、舞台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创作倾向进行了毫不含糊的批评。

　　作者认为，历史书写不能被历史主义所窄化，更不能被功利主义所虚化；不能变成一堆饾饤琐碎的堆积，而要有一种历史大义的担当。所谓“微言大义”的“大义”就包含了一种道义的褒贬，从而才使中国的历史成为一种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教化的历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价值观、要有导向性，“要保卫历史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文章虽然只有6000多字，但是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同时，它又透着坚实、丰厚的理论支撑，而且语言精湛，才华洋溢，受到了多数评委的认同。

　　获得提名奖的作品中，青年批评家李云雷的《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是一部极有分量的评论集。李云雷从2006年就提出了讲述中国故事这个话题，并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如今，“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艺界的一个共识，这应该说是李云雷的一个理论贡献。他在系列文章中初步提出了关于如何讲好新的中国故事的一些设想，并对当下文坛包括一些名家名作进行了直言不讳的尖锐批评。

　　刘大先、李云雷对理想的执着向往，对目标的坚定追求，以及敢于“举旗亮剑”的批评姿态代表了青年一代批评家的风采，形成了本届评奖的一个亮点。

　　记者：除此之外，我们关注到这次的获奖作品中，有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和思考（《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有针对文学媒介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有对某一位作家的深入研究（《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更有对文学现场的考量和评论（《文坛新观察》），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既有历史又有现场，能否请您谈谈这些作品的印象？

　　朱向前：先说说白烨的《文坛新观察》吧。白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在文学现场一线发言,或许可以打这么一个比喻：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马拉松长跑中，他始终跟着选手们在陪跑，而且一跑就是将近40年。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壮举。现在的评论家对现场的关注太少了。

　　朱向前：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白烨每年都要为中国文学写一份详尽全面的《年终综述》（后来改名《文情报告》），密切关注文坛动态，既有对经典作家的持续跟踪，也有对新锐作家的积极推介，这就形成了他的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如果说白烨是关注创作第一现场的及时性，那么，陈思和则更专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把握。上世纪80年代，他从巴金研究开始，再进入当代文学，然后逐渐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打通。这一次，在《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他又重返到现代。他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既有坚守，也有探索。所谓探索，就是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不断提出一些新判断、新观点。比如，他试图将内地文学和台湾文学整合在同一个视野下来观照；又比如，他提出以抗战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肇始，等等，都给人以启发。他的治史有创新开拓，又做得很扎实。

　　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是一本非常规范的专著。他从传统媒介这样一向为人们习焉不察的角度切入，来考察当代文学的变迁和发展，思路新颖、材料扎实、文风老道。颇为评委称许。

　　记者：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让我想起上一届获奖作品中张新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

　　朱向前：是的，这两篇文章的关注点非常有意思——从沈从文到汪曾祺，美学风范有点一脉相承的意思。他们在上世纪新时期或者以前的文学史上，都不是很重要的作家，比较边缘。但恰恰因为边缘，他们反倒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审美品质和风格追求。他们大概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体是中国的、传统的、古典的，或者明清小说的，但在局部的修辞手法、结构样式或叙述技巧上，又汲取化用了一些西方现代派。所以王尧的汪曾祺研究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或者说审美高度。这也是大家一致认同的。汪曾祺强调“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对小说语言这种极致的追求，对小说诗化意境的营造，应该说是炉火纯青。这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遗产。这个重要遗产在王尧的研究里面得到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梳理和呈现，肌理明晰，条分缕析，而且似乎受到汪氏小说语言的浸淫，文字也有点飘逸和温润，读来如沐春风。

　　记者：我们知道朱老师您本人就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早在2005年，您的《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就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作为一位过来人，您对当下文学评论的现状怎么看？

　　朱向前：坦率地说，我对当下的文学评论不大满意。理由如下：

　　首先，近30年来，我们引进了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艺理论，少数人消化得还好，多数人消化不良。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失语”——即我们始终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甚至是批评话语，用的是外国人的理论方法、观点，甚至带有浓厚翻译色彩的欧式句子。其实，西方文艺理论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理论，强调的是与创作保持距离，追求一种自圆自洽的自足性，它与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都很隔膜，与中国的文学创作就更有百里之遥了。我们又怎么能拿他们的理论来指导、评论甚至规训我们的创作呢？东西方之间巨大的国情之別、文化传统之別，使得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好西方文论“水土不服”的问题。

　　其二，就是对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金圣叹、张竹坡评点式的中国传统批评话语资源重视不够，很少有人深入其中进行卓有成效的发掘、整合，进而转化成新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和批评话语。以至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批评家一直比较尴尬——“学院派”们那些用西方文论武装到牙齿的煌煌大著令人们敬而远之。同时，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精准明快、一针见血的评论又常常付之阙如。再加上“红包批评”“批评就是表扬”等种种不堪，于是就有了人们对评论的各种不满。

　　其三，因此，在目前尚未建构起中国文论体系和话语的前提下，能否先努力把评论写得生动、犀利、好看、可读？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风格卓绝而锐利明快的评论就颇受欢迎，并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再如鲁迅所作评论虽然不多，但正如茅盾所说，让人读了“就像吃了辣椒一样的痛快”。因此，深入文学现场，加强一线观察，及时写出一批有分量、有见解的，能与作家“打个平手”，甚至高于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就不失为一途。

　　记者：那么，您对今天的青年评论家有什么期望？

　　朱向前：那就接着上面的问题说。前提是因为此番较全面的阅读了解，我对当下活跃的青年批评家持有审慎的乐观。他们普遍起点甚高，学养深厚，富有才情，比我当年强得太多。他们需要也完全可以做到的是：

　　一、敢于亮剑，不管对文艺思潮现象也罢，对作家作品也罢，要旗帜鲜明地说出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二、要更有耐心和定力地对重要的新人新作进行深度跟踪关注，及时地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家论、作品论，让作家服气，读者受益，社会认可。

　　三、与此同时，在文学边缘化、评论小众化的资本时代，拿出“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努力完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和古典文论的现代化转换，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和话语。

　　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