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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李城外:在精神的荒漠里得到甘霖——怀念著名文学翻译家、诗人屠岸
作者:李城外 来源:中国百家文化网 浏览次数:6814次 更新时间:2017-12-22

十二月十六日晚,北京友人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消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诗人屠岸先生以九十四岁高龄仙逝。我自然回忆起六年前对他的一次专访,不禁赋小诗一首,以表缅怀之情:“文笔藏仙气,何输耀眼星。寿翁今化鹤,诗译定长青。”

屠岸先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著有《萱萌阁诗抄》,回忆录《生正逢时——屠岸自述》,译作有惠特曼诗选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可以说,在非网络时代,文学圈子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的。那年初夏,在北京朝阳区和平里十区十五楼的一栋普通宿舍里,屠老欣然接受了我这鄂南人的采访。

当时,我从新出版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一书中得知,他曾下放天津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因为这是文化部办的干校,中国剧协、美协、音协、摄影家协会,中国戏曲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的文艺工作者下放此地,还有不少人从咸宁向阳湖“转学”到了这里,如张光年、郭小川等名家。但是,我发现,书中“干校点滴”一节开头便说,一九六九年国庆之前必须下干校,是因为林彪发布了“第一号令”,恐怕是记忆有误。因为这个通令下达的时间是十月十七日。

屠老听说后,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还称赞我到底研究“五七”干校这么多年了,不简单!我立即请他简要谈谈自己下放前后的经历。他讲述说:“我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参加上海地下党,上海解放后,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到一九五○年五月调到华北文化部。一九五三年调到北京,在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工作,后来改为戏剧家协会,那时作协也不叫作协,叫文学工作者协会。我一直在剧协工作,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发生‘文革’。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放到剧协的干校,在河北省怀来县土木村,一九七○年一月转到河北省的宝坻县北青沟,九月再迁移到团泊洼。当年下放到团泊洼的名人有不少。我们是剧协的,和美协一道编在五连,其中就有美协的三位领导人:蔡若虹、华君武和王朝闻,都在种菜班。本来,蔡是主席,华与王为副主席,“文革”中均受到冲击,且未落实政策,在干校还受到监管。大家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不失乐观,用三人的姓的谐音戏称之为‘菜花王’”。

说罢,屠老开心地笑起来。我又问起他自己在干校劳动情况是怎样的?他接着介绍:“我下放前是《戏剧报》的常务编委。到了团泊洼,我们剧协约有一百多人,自己烧砖,自己盖房子,一种是夫妻房,另外是单身房,二人一间。我是夫妻一起去的,她也在剧协,叫章妙英。孩子当时在北京,可以去看我们,大女儿章建到了北大荒,老二蒋宇平、老三章燕都在北京。我们自己盖房子,和爱人一起住。初到干校,开始种水稻,军宣队硬性规定要做的,花了几万块钱买种子,结果都死了,因为那里是盐碱地,种不了。我是江苏常州人,种水稻要弯腰,很难受,真正尝到了农民的辛苦。干校在精神上确实苦,但劳动也是一种锻炼,一方面受迫害,一方面得到从没有过的经验。从前劳动过,帮助农民抢种抢收,时间短,不像在干校生活几年时间,那感受是不一样的。种高粱动作大,比较痛快,高粱倒下来后,要用手镰割高粱,刨高粱茬儿,很痛快。我是弱劳力,但我愿意做这种重体力活,还可以与重劳力比赛。我在干校, 一九七○年被军宣队调到校部去做文书,开会记录,写领导讲稿。有工作就不劳动,否则就劳动,劳动量要小些。校部也有劳动,打扫院子、帮厨,一星期两次。”

我又问屠老:“您在干校有时间读书吗?”这下正中下怀,他深情地回忆到:当时除了鲁迅的书、毛主席的书,所有文学作品都成了“封资修”。他喜欢英国的古典诗歌,经常在心里背诵,但那是需要背出声来的,刨高粱茬儿的时候,就只有默诵。诗歌有节奏感,他经常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济慈的《秋颂》等名诗,偷着背诗声音很低,担心别人揭发。那时背诗歌是寻找一种精神支柱,在精神的荒漠里得到甘霖。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插话说:“在精神荒漠里得到甘霖,多么生动、贴切!”屠老解释说,那时也没人敢记日记,动笔就是记开会记录。他有一点日记, 是“文革”不久开始记的,因为造反派要他讲某年某月某日讲过什么话,后来他就记,证明自己清白。那日记自然是干巴巴的。在干校,屠岸还写过旧体诗词,有的正面评价劳动,如《南乡子·起秧》:“赤脚下秧田,正是东方欲晓天。深得老农亲指点,心甜,左右开弓直向前。/云拥绿秧边,秧戏绿波云彩间,战士辛勤迎旭日,漪涟,画出师生笑满颜。”当然,也有的是发牢骚之作,如《浪淘沙·随笔》:“帘外雨潇潇,闷气难消。今朝检讨未曾交,惹得头头捶桌子,不想求饶。/梦里见天高,大地妖娆,醒来依旧在笼牢,只待明晨喷气式,当代风骚。”

如此真实的“情景再现”,实在精彩!我请屠老找出诗集,让我先抄了下来。

屠老在团泊洼待了三年多,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回到北京,接着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为知道这里的编辑和出版家全都下放向阳湖,编在十四连,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屠老一直关注湖北咸宁挖掘干校文化工作。采访结束时,他认真地强调说:“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这是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我们中国有重视存史的传统,历代都有史官,民国就有国史馆。早在一九九七年人文社就出版了你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书系”,这是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做的决定,如果我还在位的话,也会这样做的。现在武汉出版社又出版了七大卷‘向阳湖文化丛书’,祝贺你!”

我也衷心感谢老“五七”战士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屠老找出自己的一本译著,并一笔不苟地题签送给我。从此,他慈眉善目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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