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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与书法的异向表达
作者:杨必位 来源:中国艺术报 浏览次数:2480次 更新时间:2020-11-20

行书语摘轴 康有为

  由历史传承而来的书写和书法的本意原本是没有分割感的,但发展至今却形成具有不同表现功能的两种形态,常让人难以辨识。

  几千年来,文字一直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不可缺少的主要手段,并作为重要媒介工具用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为了更好识别和书写文字,常将字体统一在严格规范的书写原则里,将书写意识定格在了高可识性形象上,至此形成了千年循习的状态一直影响至今,难有大的改观。但是在时代更迭所经受的文化洗礼中,文字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尤其在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是字形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文字书写形成的进化期。

  此时期各种文化理念不断涌现,文字书写的内涵概念及表现形式也随着文化的迁延,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悄然发生着变化,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各种书体在此形成、定型,构建着鲜明的时代风貌。那活泼生动富有情感色彩的时代审美,一直影响着历代文化精英对这些书写形式的眷顾,并逐渐让人开始认识到文字书写是书法艺术形成的基础,其功能重在运用,而书法是在书写的基础上形成的再发展,在确立书写准则的基础上更注重于审美的需求。随着历史的发展,书写与书法之间不再是平行发展的关系,而是叠加与纵向的延伸。为了更加注重于书写品质的引领,更好地展现书写的艺术表现性,在特有的独具审美特征的导引下,人们有意地逐渐把书写表现的目的与实用性分离,将书写的发展观逐步移位,向更注重书法艺术品质的方向伸延。

  书法发展至今,已不仅仅只是代表着一种简单的书写方法,而是成为代表着一种持有审美趣韵的具有观赏性的书写艺术,由于将书写的内含概念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要素,书法也从对外象的专注迈入对内在精神气质的品析,其价值取向已演绎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风貌展现,如从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书风中便可以赏析而出。

  同样以南朝晋帖为蓝本的书法表现,却产生出不同审美气息的书法精品及人文景象,并且在同一时代的书家中又有持不同性格特征的表现出现,都各自反映着本时代书法艺术的特点与文化追求。此种状态的形成就是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体现感情意愿的方式入手,以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书写形式去构建不同形态的表现格局,从笔墨表现中去获得情感的差异化寄寓,再通过对文字学进行深入研究及书写经验的积累,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去获得体验与滋养。当书写功能转换为书法艺术的表现时,触情表意、畅扬感情的形式手段便应运而生,并在较高的起点上信马由缰于精神的通达。

  虽然历代书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已逐渐从魏晋以前的多样繁复演绎成通用性更强的简捷、方便、自然的状态,同时书写的规范化带出了文字发展的稳定期,最易上手体现人的情感状态的行、楷、草书畅行于世,让心性随笔而落,形影随墨而化,并与当代书法形成了高度通联,但是在审美品格的认识上,由于时代的不匀衡发展所带来不同文化的认识观,直接影响着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看待与思考,并在不同的社会认同度中,让书写与书法的内在含义及表现目的出现了观念上的差异,造成当今的争论焦点——如何把握对艺术性的认可时,形成有效明确的衡量标准。在如何坚守传统与开放新格局的问题探讨时,人们却又不能排斥掉书写这一基础性的运用功能,以至只能以兼顾的方式去求得书写性与书法美间的协同发展。而一批富有见解的学者还是在自有的解释中,希望将重形意与笔墨表现的书法艺术以独立的风貌出现,这样才能将书法塑造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运用。

  当我们迈入书法的历史进程,便会发现书写与书法从历史走来就处在交织而富有争议的发展过程中,其中还经历了一段书写与书法认识的分化期。

  古代书法在经历了唐宋以晋书为主旨的稳定发展后,到了明清,虽然还沿袭着宋元遗风,对书写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曾以巨大影响力昭扬后世,但却被动地迈入了一段特殊的书法艺术思想的禁锢期。应时代所需以适应科举考试制度的严肃性,由宫廷归类推崇出了馆阁体(也称干禄字,以唐代颜元孙撰颜真卿所书《干禄字书》为始,以明代沈度的台阁体书法为标志)及以外的文人书法、自由表现诸体。由于官方对馆阁体的高度重视并流行于官僚名士精英阶层,馆阁体成为了最为标准的通行字体,书写者努力将规范的书写方式提升到极高的水平之上。这一时期也是出“好”字的重要时期,这种“好”就在于将字形的完美化推向极致,在传统道路上的坚守及对法度的尊重,这一现象至今还让人效习着。

  馆阁体虽然注重形神韵的完美表现,但那严格化一的规定却限制了人们感情笔触的表现,让自我的感情意趣难以呈现而出,让书写者自由表现的空间范围变得狭窄,这种抹杀与压抑感情个性的书写方向也引发了历代不少文人学士的不满足,由此另辟蹊径,促使具有自由表现色彩的表现空间的扩大成为可能,促使一批注重书法艺术情趣的文人书法应运而生。

  由于一批近现代文化学者对文人字与自由表现诸体的关注,通过反思,又重新从多样、自由、富有变化的篆、隶、魏碑及章草、行书的体势中去寻得富有艺术精神的启迪,去注重追求外在形式的开合变化及内在感情的诉求,让艺术个性表现之美得以发扬。其中晚清的康有为最具代表性也是重要的鼓动者,在力荐魏碑的百碑百面的同时,便以“复古即解放”的观点,在《广艺舟双辑》中将馆阁体排斥为“书法艺术之外” 。在当时的包世臣与康有为等众多学士文人大力推动下,书法表现以“复古便是复本,本就是自得”的认知观,重新回到可寄托感情的书法多样性之中,让富有鲜活力的书法表现从沉闷的馆阁体中解脱出来,并以苍朴凝重而又生涩的书风去冲击巧媚甜俗、中规中矩的馆阁体,重新体现出清新的书风,晚清民初涌现出一大批风格迥异的大书家借此风而活跃于书坛,也直接影响着当今时代。

  这时才发现早在魏晋时期短短300年的时间里,由两汉源传而来的各种书体,在启承糅合过程中不但铸就了集书法大成的重要时代,也为中国书法艺术步入高峰时期树立了标杆、奠定了基础,以至后来从宋至明清逐渐兴起的馆阁体也以晋帖唐碑书风为基本原则。以后由于宽松的社会风气造成观念的改变,为自由表现诸体之间的互融互补共生发展提供了依据与表现空间,直至现在很多学者还响应着“复古即解放”“以晋为本”的口号,其实此观点从元代的隐士风潮带出的复古观中就已显现,并以此促使自由表现诸体一直从古代到当代都被文化人当做文艺化的重要推广方向而延续。

  每到社会及文化波涌不断的关键结点时,学者们都自然地重新去审读魏晋书风。这种传接的过程是一个自觉形成的过程,也是保守的书写意识与激进的书法开拓的思想争夺过程,其中不但助推着新学风的呈现,也让书者在把握个人书写品格的同时不断与文词、文义相结合,共同构筑着文人之书法、文化之书法。正是书法中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及传承历史,使得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也照映出历史文化的传承脉络。

  当代书法由于文字运用方式的改变,书写功能的必要性已大不如前,书写实用性的降低,造成了在书写过程中许多字的法度严谨性缺失,很多书家过多倾注于自由个性的张显,以随意的方式去排斥馆阁体中所表现出的严肃气象,同时忽略了对书写文脉的倾情观照,不但丢失了书法品行中的庄重性,也失去了文化修行的耐心与方法。这种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带来的不同文化意识的变化,也造成了在书法传承上的一大遗憾。

  要在书法的道路上走得更好,书家不能忽视馆阁体,它虽然在艺术表达上存在不足与局限,甚至部分带有所谓的甜俗之气和对感情的强制感,但却曾经也是书法本体的重要发展阶段及组成部分,它虽然难以显现出向艺术化发展的势态,却能坚守书写法度的关口,是文化修行的门径之一。当年乾隆皇帝修撰《三希堂法帖》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后来者,其中的文化品性,正是当今时代所缺少的,尤其在情绪躁动、传承动摇的当代,守本更为重要,所坚守的就是在文化精神感召下的一种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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