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被一位流行歌者鲍勃·迪伦摘得，引起轩然大波。喧嚣之后，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分析，一个歌手获文学奖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给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带来怎样的启示？笔者认为，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文学的属性问题，也是文学涵盖范围问题，即文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歌词算不算文学？民谣诗人是不是文学家？鲍勃·迪伦引起的巨大争议在于他的获奖不是凭借中规中矩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音乐中所富含的诗意。很多人认为他的歌词抽掉音乐便什么也不是，可正是这种歌词与音乐的结合，让他成为全球知名的歌唱者。

毫无疑问，这些歌词是文学。文学只有将其边界打开，涵盖更为广泛的艺术形式，才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现实中，音乐与文学的互动一直都存在，如文学借鉴音乐的结构，使用大量的音乐元素，作品中直接引用歌词等等，音乐也向文学汲取资源，不少作品直接改编自诗歌，形成跨界的融合。

赵毅衡认为，文学的范围已经从文学扩展至文化，“文学理论”也应该被涵盖范围更大的“文化理论”代替。李怡创办《大文学评论》学术集刊，收录包括文学研究、影视分析、歌词研究等文章，将文学提升至“大文学”。关于歌词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领域诗歌研究方向的重镇，陆正兰提出“歌词学”并一直潜心耕耘，大量的学术著作以歌词为研究对象。在不少文学期刊上，也刊发了大量关于歌词、歌诗的研究文章。

相关的研究能形成一定氛围，改变既定的观念。迪伦也是因为学界早已将其当作文学家进行研究而被诺奖组委会注意并授予诺奖。牛津大学现代诗研究专家克里斯朵夫·里克斯曾撰写了一本厚厚的《迪伦的原罪观》，研究迪伦的音乐和诗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鲍勃·迪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在一些大学已经出现了一门名为“迪伦学”的学科，而迪伦的歌词也被作为诗歌入选许多美国大学的文科教材。在2016年的哥廷根大学，有教授一学期的比较文学课程都是讲鲍勃·迪伦一人。在中国，迪伦也是学界熟知的对象，李皖、袁岳、郝舫、陆正兰等乐评人、学者撰写过不少关于他的评论文章。研究边界的扩展，使得范畴更广的大文学现象步入人们视线。

二是文学的定位问题，说直白点，就是文学的高雅与低俗问题。毫无疑问，诺奖引起的最大争议来自于一个大众文化者何能获得具有精英意味的文学大奖。不得不承认，时代在变，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也在变。通俗文化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席卷了世界文化圈，大众文化也蔓延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叮砰巷的流行音乐、好莱坞的大片、迪士尼的动画等通俗文化已经成为较为广泛的消费对象。在中国，网络文学以每天数千万字的速度更新着，电影票房不断刷新着纪录，流行音乐日新月异，吸引着大量的资本流入。精英文化逐渐与大众文化合流，文学领域亦是如此，有学者在对中国前沿诗歌考察时指出，精英主义的书写行为已经滑向了感官写作，出现了诗歌的泛化，其他体裁也是如此。由此看来，通俗文化获得认可，受到奖励，是文化演变的自然结果，无需惊诧。正如有学者所言，鲍勃·迪伦得奖，不仅让我们更为关注歌词中的诗性风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大众流行文化如何同高雅诗歌创作日益结合之轨迹，以及游吟诗人的歌诗传统在传媒时代如何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高雅文化只有放下架子，以更加亲和的姿态出现在百姓生活中，才能获得长远发展，而俗文化也必须坚守底线，通俗而不粗俗，不断向高雅文化汲取养分，才会免遭昙花一现的厄运。

三是中国的“歌诗”优秀传统如何弘扬。中国是“歌诗”传统十分悠久的国家，远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不分彼此，礼乐文明也由此形成。此后的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山歌、戏曲等，大都是亦诗亦歌、可吟可唱的作品。“歌诗”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有的歌词就被写进主流文学史、诗歌被谱曲吟唱、行吟诗人不断涌现等。

民谣（歌诗）与纯文学是互文的，民谣是一种被歌词推动的音乐，民谣歌词就是诗歌，而且是比一般诗歌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的诗歌。民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极大的受众群体。近几年中国最流行的音乐类型就是民谣，很多音乐平台主推民谣音乐人，民谣艺人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民谣也由独立音乐变得主流，这与鲍勃·迪伦的获奖或许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歌曲的传播范围和受众毫无疑问要比纯诗歌文学大很多，在实际践行层面， 一部分音乐人的歌词作品在艺术品格上已经不逊于成熟的诗，而且作词人对“歌诗”这种文体已经相当自觉。一部分诗人开始转向以“歌诗”创作为主，从而成为一类新型的“歌诗人”。“歌”、“诗”融合，是文学文化艺术发展的一种趋势，这是影响力日益衰微的书面诗与浅俗歌曲共有的一个自我拯救机会。正是诗与歌的跨界、诗与歌的融合，将受众越来越少的纯诗歌拉回人们的视线，也正是诗歌的艺术性，使流行歌曲的水准得到了提升。

一个歌者获文学诺奖，我们可以发现，对当代艺术而言，不再是体裁的归属和固有的身份地位决定其价值，而是要与更多的受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联系在一起，艺术只有从民众中来，再回到民众中去，才值得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