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开展得较早,但若论彼此关系的密切程度,则首推日本、韩国、越南三国,原因就在于这三国均引入了汉字书写系统,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封建时代,三国的官方文书系统采用汉字,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用以文学创作的也是汉字,因此,这三个国家留存的汉字古典文学作品,可能是除中国本土以外,数量最为庞大的。

词乐分离影响域外传播

上述三国留存的古代汉字文学作品主要是诗和文,词的数量要少得多。其中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域外文人主要通过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情志,比较注重作品的社会价值,而中国的词最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小歌词,带有较强的娱乐功能,因此影响了在域外的推广和流传。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我们认为这还不是全部;词的数量少,恐怕还和词的体制特点有关。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诗和乐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具有依曲定体、按腔填词的特性。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词的创作主要依赖其音乐性,如果作者不熟悉词乐,就很难自如地填词。这对域外的作者来说,要求就比较高了。

越南现存最早的词是匡越大师创作的《王郎归》(《阮郎归》),创作时间是中国北宋的雍熙四年(987),背景是宋使李觉归国。据越南《大越史记全书》:“觉辞归,诏匡越制曲以饯。其辞曰‘祥光风好锦帆张。遥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觞。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 文中“制曲以饯”点明了这首词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式,也说明当时越南词具有与中国词相似的功能,侑酒而歌,具备较强的音乐属性。

日本的词创作更早一些,一般认为最早的作品是创作于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的五首《和张志和渔歌子》,这五首和作是否采用按腔填词的创作方式,需要进一步的文献资料才能证实,但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相当于中国的唐长庆三年,其时距张志和创作《渔歌子》仅四十余年,这时期词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见早期域外词与中国本土一样,与音乐的关系比较密切,这对作者的音乐修养与文学才华均有较高要求。

当然,现存域外词主要创作于词乐失传以后,与音乐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如夏承焘《域外词选》所选,大部分是相当于中国晚清时期的作家作品,只有朝鲜著名词人李齐贤是例外,但李氏所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朝,当时即使在中国本土,词乐也已经式微。但词和音乐的分离,并不意味着词的创作就变得很容易起来。词和诗最大的不同是有词调。词调原本是词乐的标识,词乐失传后,就成了词的格律要求。句子的长短、平仄的安排、韵位的设定,全都由词调决定。因此即使没有词乐的束缚,域外文人要掌握词调也不是那么容易。

词谱流传促进汉文书写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词谱(格律谱)一直要到明中期才开始出现,至清康熙时期才成熟,中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词乐失传、词谱又没有出现的真空地带。这时期词的创作,除了师徒传授外,估计主要是通过按词填词的方式。按词填词当然也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由于缺少词谱制作者对唐宋词格律的大规模梳理和系统性总结,仅仅靠模仿,难以掌握词调的一些规律,不免会出现问题。这对域外文人来说就更难一些。事实上,这段时间域外词的存世数量也确实很少。

晚明以后,词谱开始在中国文人中流传,成为大家作词的有效工具。这直接刺激了词的创作,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些中国词谱是否流传到域外,流传的程度如何,以及域外词家能否在中国词谱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编撰出自己的词谱,都将对域外词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著名词人田能村孝宪编有《填词图谱》一书,刊刻于日本文化三年(1806)。该词谱其实并非田能村孝宪自创,而是来源于中国的成熟词谱。据该书《发凡》,作者于壬戌(1802)春得到万树所著的《词律》廿册,感叹其“字法句格,精严详悉”,对填词帮助极大,于是在此基础之上,参考了之前已流传到日本的一些其他词谱,以实用为目的,改文字谱为图谱,编出了这本《填词图谱》。此词谱在日本影响很大,并曾回返入中国,由上海扫叶山房在民国年间刊印,受到中国词人的欢迎。

从田能村孝宪编撰《填词图谱》可以看出:第一,中国词谱早就流传到了日本。该书《发凡》:“比来清舶所赍,虽有《草堂》诸集,图谱数种,多置不顾。”说明田能村孝宪看到《词律》之前,已有“图谱数种”传入,只不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罢了。事实上,田能村孝宪在编撰《填词图谱》时就参考了这些词谱,《发凡》明确说他“考诸家所著图谱及词选,而专从万氏之格”,《自序》也说是“辑诸图谱,参订斟酌,综为六卷”。第二,这些词谱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词学与词的创作。据丘思纯的《填词图谱序》,当时日本“凡华人所为无所不为,独诗余一途,寥寥无所闻焉”,其原因就在于“谱之难辨,调之难协”。《填词图谱》“并图与谱,纤悉无遗”的特点,基本扫除了这一难题,至此“初学之士,照图按谱,何词不可填哉?”

《填词图谱》对日本词谱学的研究有导夫先路的示范作用和推进作用,此后日本的词谱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森川竹磎的《词律大成》。这些词谱的编撰与流行,极大地推动了词的创作。有学者认为,日本明治时期词学繁荣,出现森槐南、高野竹隐、森川竹磎“词坛三雄”,与词谱学的发达有密切联系。

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中国的词谱也很早就流传到韩国。据韩国学者金学主发表在《东亚文化》25辑上《朝鲜时代刊行中国文学关系书概况》一文,朝鲜宣祖朝(1567—1608年在位)时曾刊刻过《诗余图谱》活字本。而《诗余图谱》中国现存最早版本刊刻于明嘉靖时期(序于嘉靖丙申,即1536年),说明仅仅几十年,此书即流传到了朝鲜。

那么,中国的词谱是否也流传到越南?从中国词谱在日本、韩国的流传情况以及越南词人阮绵审的创作实际看,应该也是有的,但这需要用文献来证明。

至于韩国、越南文人有没有在中国词谱的基础上进行本地化改造,进一步编出类似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这样注重实用性、适合韩国或越南词人使用的词谱,则需更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但从我们手上掌握的数量十分有限的越南词作看,发现有类似《剪梅格》《望江南格》等词牌。前者经比对,实为《一剪梅》;后者是双调小令,总共38字,为3376/3376结构,与《望江南》或《长相思》均有别,可视为中国词调在越南的变化与发展,也可理解为个别越南文人对中国词调还不完全熟悉。

可见,如果缺少词谱的帮助,即使没有词乐的束缚,相当一部分域外词人也未必能熟练地进行词的创作。这一点其实丘思纯《填词图谱序》已经讲得比较明白了。我们认为,域外汉文书写的词少于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