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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现代诗学的中国血脉
作者:吕进 来源:中国艺术报 浏览次数:3915次 更新时间:2024-03-29

  作为中国诗学的现代形态,中国现代诗学需要对传统诗学进行现代化转换,继承应该继承的;作为现代世界的中国诗学,中国现代诗学需要对西方诗学进行本土化转换,借鉴应该借鉴的。一百余年里,中国现代诗学获得了进展,在中国这个“诗国”里很不易。但是从本应达到的高度来苛求,又应当说,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速度远不够理想,至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也较为有限。重要缘由之一是,现代诗学从诞生起一直没处理妥当和两大资源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中国现代诗学出现了忽略传统资源、简单“搬运”西方诗学的“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现象。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断裂”,使得中国现代诗学没有来路,没有积累,没有厚度。百余年的中国新诗,许多诞生之初就出现的争议至今仍然困扰着新诗,诸如:诗的公共性与个人性、诗的大众与小众、诗家语与日常语、诗人与读者、新诗与诗体建设等等,现代诗学必须面对这些周而复始的话题。主要仿照西方诗学的话语体系,自然很难回答中国新诗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给新诗以理论的支撑。

  创构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是在与西方诗学的比较中把握中国传统诗学的精髓,构筑民族性的新诗理论大厦。当然,民族性绝对不是封闭的别称。就艺术性而言,诗与人类的其他表现领域——艺术(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宗教等存在着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就民族性而言,诗作为人类心灵的艺术,如同它在艺术性上常常超出文学范畴一样,又常常超出国家疆界——有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诗人有祖国,诗歌无国界。 ”因此,中国新诗理论体系又只有在一个广阔、开放的视野中才能确立。

  对自身进行辩证反思,接通现代诗学的中国血脉,从传统寻求创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美学使命。

  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诗学形态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

  第一,中国传统诗学是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的,而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中国诗学与禅学从来相通,对此,中国古论有许多说法。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戴复古有一首诗:“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误(悟),发为言句自超然。”诗禅相同也好,诗禅相似也好,都是在“悟”字上实现诗禅相通。禅学的核心就是“悟”,即“无明”(禅学用来指“人们自身心智的造做”的术语)之雾散尽之后的一种心境,一种特殊体验。这种体验是无言的,静默的,“哑子吃蜜”,“如人饮水”的。中国诗学的核心也在这个“悟”字上。

  “悟”是一种整体体验。所以,中国诗学不像西方诗学那样去将诗歌作分解的概念的剖析。中国诗学的“悟”,是不用公式和概念去破坏那无言的整体的诗美。它力求使诗保持为诗,让诗的魅力在“悟”中更加妙不可言,而不是相反。“悟”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一种融合,是诗学家进入诗的内部化为诗本身。西方诗学更倾向科学,中国诗学更倾向艺术。科学的特点是客观性、逻辑性、精确性、规范性;而艺术的特点是主观性、直觉性、模糊性、情绪性。在东方人看来,领悟式的诗学更高妙。所以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甚至说:“科学家谋杀,艺术家创造。”或者,假如说西方诗学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中国诗学最多只是一种前科学或后科学。当然,就中国传统诗学的整体而言,其实是有一个含有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在内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的,而且是把诗歌保存为诗的、既具有理论魅力又具有诗歌魅力的理论体系。这正应得着禅家那句话:无有才是真有。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

  第二,中国传统诗学经常运用类概念,而西方诗学总是运用纯概念。由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出发,很自然的,中国诗学尽量避免公式与概念。即使在非进行理论概括不可的时候,它往往也背对完全抽象的纯概念,而是去寻觅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类概念。

  西方诗学是思辨式的。而且,西方诗学家几乎很少有不希望建立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的。他们使用纯概念。纯概念具有精确性,然而,对诗学而言,精确也许就是不精确;用解剖刀将一个活人肢解研究,这样的研究也许是精确的,可惜,被解剖者的生命却被解剖刀夺走了。类概念具有模糊性,对诗学而言,模糊也许就是精确,更接近诗美本身。西方诗学变圆为方,中国诗学以圆说圆,以方说方。莱辛一部《拉奥孔》,从拉奥孔的哀号出发,洋洋洒洒数十万字,从各个方面论述诗与画的异质。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下册论诗,从诗的艺术作品和散文的艺术作品的区别,到诗的表现,再到诗的分类,汉语译本近三十万言。中国诗学却似乎是“零散”的,给人“砖瓦”的感觉。在诗学论著的篇幅上,西方诗学用墨如泼,中国传统诗学惜墨如金;西方诗学能言善辩,中国诗学“大辩若讷”;西方诗学跃动,中国诗学沉静;西方诗学健谈,中国诗学寡言。

  与此相应,在文体形式上,中国传统诗学比较多样,有论诗的诗,唐代司空图的不朽之作《二十四诗品》就是四言诗;有论诗的书信;但基本范式是诗话。最早的诗话是钟嵘的《诗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原来就叫《诗话》,这是第一部正式以“诗话”为名称的著作。欧阳修或讲诗坛掌故轶事,或评诗歌巧思妙句,随性而发,处处真知灼见。其后的诗话,尤其是清诗话,在系统性、明确性、专门性上日广日深,成就很高。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方法论上从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加强了诗话的逻辑性和理论性,实现了这一诗学形式的现代转型。传统诗话章节短小,简便灵活,不拘一格,运用生动的类概念,随处格言警句,所以精彩纷呈,辐射力强。司空图谈《二十四诗品》中的“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清代《一瓢诗话》评杜甫:“作诗必先有诗之基,基即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涴花,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胸怀以为基。如时雨一过,天娇百物,随地而兴,生意各别,无不具足。”在现代诗学里,艾青的《诗论》多次再版绝非偶然,它和这本著作的诗话形式是有关的。《诗论》这样谈意象:“意象:翻飞在花丛,在草间,在泥沙的浅黄的路上,在静寂而又炎热的阳光中……它是蝴蝶——当它终于被捉住,而拍动翅膀之后,真实的形体与璀璨的颜色,伏贴在雪白的纸上。”这样的诗话颇有古风。《诗论》写得颇有诗人风度,艾青不是在诗之外说诗,也不是在诗之上说诗,而是作为一位诗人在诗之内说诗,有血有肉,形象生动,又有一个理论框架,《诗论》成为现代诗学的经典诗话。在中国,小说评论家一般不写小说,戏剧评论家一般不写戏剧,但是诗评家本身往往自己就是诗人,对诗的兴趣和对理论的兴趣是相融的,这也是中国诗论风格形成的一个原因。

言称西方,不去本土化处理西方诗学的精华,而是生硬地照搬西方诗学的理论框架和把玩西方诗学术语,看轻现代诗学的中国血脉,这样的诗学并不能将新诗引向发展。“唐人不言诗而诗盛,宋人言诗而诗衰”,与传统诗学的血脉脱节的诗学,只能造成新诗创作和新诗运动的衰落。

  接通中国血脉,实在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