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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问诗:新时代的诗歌应该是什么样?
作者:邹建军 来源:中华读书报 浏览次数:1554次 更新时间:2022-05-17

  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整体性的诗歌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新时代的诗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期刊人以出版之力,回应时代之问。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诗歌也必然进入一个新时代。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整体性的诗歌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作为《诗刊》的主编,诗人李少君一直在思考当代诗歌的走向与本质问题,也期冀能回答新时代诗歌开辟新的道路的问题。显然,中国百年新诗始终与不同时代的核心命题相呼应,在探索现代汉语的书写边界的同时,也在拓展和延伸现代中国的文化经验和文化实践。新时代的诗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 批评集《诗歌维新:新时代之新》(李少君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11月版)以书问诗,提出了“新时代诗歌”的“新的美学原则”,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共鸣。这也是以出版之力,回应时代之问。

  “新时代诗歌”的五大特质

  “新时代诗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李少君认为,“新时代”这个概念是十九大提出来的。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宣布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是一个经济概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个概念要落实转化为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学的概念、诗歌的概念,转化落实为文化意识、文学意识、诗歌意识。由此可见,“新时代诗歌”正是李少君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不是一种跟随潮流的举动,而是时代发展自然而然的要求。他进一步解释了“新时代诗歌”是如何来的,一是由于外在的历史机会的到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经过这个特殊的时代;二是由百年新诗寻求突破的艺术规律所决定的。李少君根据内外结合所形成的张力,提出的“新时代诗歌”概念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所谓的“新的美学原则”的首要内涵,就是体现在“新时代诗歌”的理念上。

  “主体性”是“新时代诗歌”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李少君认为,“主体性”是解决“工具性”的主要途径,而“主体性”则包括了“人性”“人民性”和“天下性”,成为了“新时代诗歌”的关键词。他又把“主体性”理解为“政治诗学”的基础,“政治感觉”可以转化为“艺术感觉”,而所谓的“政治感觉”就是对时代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具体感受。他之所以要提出“主体性”问题来讨论,是因为当代诗歌特别欠缺主体性因素,并且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新时代诗歌”由于“主体性”的欠缺,一直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只有华丽的外表不可能成就伟大的作品,因为不可能深入人心;只有“心灵的呈现”“个性的展示”和“主体性闪耀的光辉”才可能深入人心。

  “自然性”是“新时代诗歌”的主要特征之二。“自然性”并不是说诗歌表达上的自然,而是以自然世界为诗歌的表现对象,更要表现自然中的人和人中的自然,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自然的存在,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不会出现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境界”。

  “人民性”是“新时代诗歌”的主要特征之三。什么是“人民性”呢? 就是在诗歌作品中,要有人民的心声、人民的情感和人民的气质。李少君认为:“新中国的诗歌是发源于延安时期的,当然五四时期也有一些,但是真正成了气候,还是与延安有关,一些是受延安风气影响,比如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等这些诗人。”他认为这样的诗人就是具有人民性的诗人,不仅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也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同时,他对于“人民性”有了具体的论述:一是来自于延安时期来自于人民的诗歌传统;二是采用了民间的叙事方式;三是服务于人民的诗歌追求。在李少君看来,“人民性”并不只是说诗歌以人民生活为题材,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采用民间叙事方式等五个重要的方面。这样就让“人民性”成为了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一种具体的、直观的、形象的可以把握的东西。这才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而不只是一种空洞的文学理念和思想。

  “当代性”是“新时代诗歌”最主要的特征之四。他说:“中国当代诗歌,其实始终在世界之中,是世界诗歌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带来新的惊喜与新的创造性的部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种激情、同步感与持续性,在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激发、相互融合之中,创造当代新诗的辉煌时刻,推动世界诗歌掀起新的激流与浪潮。”他这里所说的“当代性”,其实就是指与世界诗歌的“同步感”与“持续性”,并且也是指中国 当代诗歌“新的激流与浪潮”。显然,“当代性”是与“保守性”“封闭性”和“静态性”相对立的。如果关起门来自我发展,不仅不会有任何发展,反而还会越来越落后,然而这与“新时代诗歌”的使命不相符合的。他同时认为:“文学是个体的创作,但又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映。所以,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其实就是抒发个人当下情感,描述百姓日常生活,呈现个体主体在新的时代的微妙感受和细微心理,提升审美体验、社会经验和时代精神的诗意表现,就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文化自信,吟咏心声,情赋山河,观照天地,创造新时代的诗词美典。”“中华诗词”主要是指古代诗词作品,同时也可以指当代人所创作的诗词作品;那么,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就是来自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具体体现在“抒发个人当下情感”“描述百姓日常生活”“呈现个体主体”的诗意生活等方面。所以,当代性离不开当下的人生与生活,离不开个体生命的“微妙感受”与“微妙心理”。在此,他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性,可以脱离西方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所具有的主体性的现代诗歌的包容性的“现代性”。他这里所讨论的“现代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当代性”,也是他“新的美学原则”中特别重要的内容之一。

  “草根性”是“新时代诗歌”重要的特征之五。什么是诗的“草根性”? 什么样的诗歌才具有“草根性”? 李少君有着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解释。他说:“我说的‘草根’,是一个形象性的说法,更多是强调一种自然自由自发自觉的状态,强调立足于本土的创造性。面对被西方笼罩的当代诗歌状况,我们应该强调与中国本土对称的原创性写作,强调充满活力的写作。因此,‘草根性’实际上包含四个维度: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性;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首先,强调“自然”“自发”“自由”“自觉”的状态性;其次,强调立足于本土的“创造性”;再次,强调一种充满活力的“原创性写作”。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四段论”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四个阶段”论,是李少君提出“新时代诗歌”主张的主要根据。开始他说的是“三个阶段”,只是概括了还没有进入“新时代”以前的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朦胧诗时期。主要是向外学习的阶段,翻译诗在这一阶段盛行。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第二个阶段是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阶段,后来更在‘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中日趋加速,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中已有部分诗人开始具有自觉的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创造意识,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这就是诗人所说的“向内寻找”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寻根时期”。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本土性主体意识开始产生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1世纪诗歌开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出现及迅速普及,还有全球化的加速,促进中西文化与诗歌大交流大融合,激发创造力。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时期,这是向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网络技术的兴起和新媒体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向下挖掘”的力度,从而进入了作者所说的“草根性”时期。

  然而他所强调的,还是三个阶段之后的第四个时期,这就是他一再论述的“新时代诗歌”。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向上超越”的阶段,不过才“刚刚开始”,但可能确立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包括“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他明确地提出:“百年新诗,也恰好走到了‘青春回眸’的时刻,在经历向外学习消化西方现代诗歌、向内寻找吸收自己古典诗歌传统精华之后,以经历了向下的接地气的夯实基础的草根化阶段,如今,是到了融会贯通、向上超越的时刻! 寻找中国新诗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精神面貌,是中国新诗自由、自发、自觉的自然之路,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之路。”可见李少君对于新时代诗歌的出现与发展道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关于“四个阶段”的论述到位,“四自”(自由、自然,自觉、自发)的理论也开阔丰富,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是中国新诗必然的道路。然而新时代诗歌到底如何才能发展,还是缺少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

  呼吁新时代诗歌的“三种写作”

  “三种写作”对于新时代诗歌而言极其重要,这也许就是当代诗歌的“第四个阶段”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首先是主题性诗歌创作。主题性诗歌反映生活,蕴含历史和现实关切,彰显人民性和时代性,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优秀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主题性诗歌”是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诗歌现象的概括,这就是注重“生活”“时代”和“现实”,同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时代性”的诗歌创作。这样的诗歌始终是时代文学的主流,诗歌历史的主体。

  其次是生态写作。“生态写作”不是无缘无故而出现的,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引起了诗人们强烈的关注。

  第三是女性写作。同生态写作一样,女性写作是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

同时,李少君特别强调中国古代的“心学”对于“新时代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来调动,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觉,都由心来指挥。”又说:“我则视诗歌是一种‘心学’,是对自然与世界的逐步认识、领悟,并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诗歌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其过程是修心,最终要达到安心,称之为‘心学’,名符其实。”

  新时代诗歌的美学建构,将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确立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李少君认为,可以“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来引领新时代的诗歌创作,并且认为“主体意识”已经包括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又可以超越“具体的个人”和“民族的”。“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优秀诗人,最终会将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提炼出新时代的核心价值,建构出强大的主体性精神力量,打动人心,感染世界,改变风气,影响社会。”“主体精神力量”,是“新时代诗歌”最重要的特征与标志。

  第二是要建构起自己的审美体系,创造美学新意象新形象。李少君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产生着。”山河之美与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与人文网络、社会和谐,都将给诗人带来新的灵感与冲击力,激起诗性的书写愿望;而复兴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铁、智能机器、青山绿水、绿色发展、平等正义、民生保障、精准扶贫、安居乐业,都可以成为抒写对象,成为诗歌典型,可以既有时代典范性,又有艺术价值。关于诗人对新时代诗歌的“审美体系”,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一个是新的;一个是美的;一个是典型的。所谓“新”,就是“新意象”“新形象”“新经验”“新感受”和“新视野”;所谓“美”,就是山河之美、生活之美和诗性之美;所谓“典型”,就是时代的典范性、艺术的典范性。由此可见,李少君所认为的新的审美价值体系,是一个具有具体内容的、生动形象的、处于不断发展中的观念和思想。中国新诗的未来发展,或会映证李少君的诗歌理念。

  (本文作者为《中国诗歌》副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