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好的长诗足以承载社会和时代精神的重量与使命。我们都在用文艺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的方式很多，从文体上来说，小说比散文、杂文更适合讲故事。在我个人作为一个诗人的经验里，长诗是比较适合用来讲故事的。我所谓“讲好故事”，乃是指在当代审美意绪上对故事的一种多方位的展示，乃至对故事的深度与广度的需求之满足。比如长诗的宏大的叙事架构、绵延不绝的抒情渲染、跌宕起伏的情节造势、别具一格的语言方式，更在历史性、时代性、引领性上有卓越表达，更灵活的虚实之间的转化，更自由的时空转换，更魔幻的造型体验，更真实地接近生命本身的律动，可以更感性，也可以更理性。要满足这类形形色色的要求，长诗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

　　而且我认为，当代全球化语境里，民族之间的文化与意识的交汇、国与国之间体制文化的碰撞、民族内部在改革开放与传统之间的矛盾等等，已然显示一种更复杂的时代正向我们递呈一种精神申请。相对于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单向度的人”，这份申请的内容乃是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既不过于单纯地、僵化地、保守地沉湎传统形式，也不过于变化而激进。基于这种需要，我们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恰当的，我想，运用长诗这一体式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在这种形式里，要比小说与其他文体更加有利于灵活地在创作中间进行一种调度。我的意思是：讲故事的传统文体可能在表现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上面，已然有了一种不足。这是功能性的不足。我的这个说法，可能要与当下发展较为繁荣的散文诗进行另外一种比较。但在当下，我且说这个长诗的功用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契合性。

　　长诗自古即有，纵观世界上的长诗，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的《神曲》、艾略特的《荒原》等，以及我国历史上的长诗，从《孔雀东南飞》到白居易的《长恨歌》、藏族艺人创作的《格萨尔王》等；到现代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闻捷的《复仇的火馅》、郭小川的《望星空》、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李瑛的《我的中国》等等，还有李松俦、李发模、桂兴华、唐德亮等的长诗作品，莫不带有它们各自时代的印迹，不仅引领并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诗歌创作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旗帜。

　　这一方面是由于长诗在每个时代中留存或被发现的并不多，甚至在每个民族中也存量颇微。这种稀缺性，导致长诗的引人瞩目。但是除了稀缺性，长诗实际上是在面对某个故事、某个社会事件、某个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包括战争、灾难或社会重大改革等等时，在不得不诉诸更多的笔墨，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记录与描述并且诉诸艺术形式以便更加生动真实时，才产生的一种抒情或叙事。换言之，长诗所记录或创作的必然是一种较为重要的引起较大反响的时代事件，而这种时代事件就其充分引起了人民的关注来说，它本身就是对某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与说明。我们在此角度上来看，长诗以外的那些诗，至少是时代中更琐碎的，当然，不能说短诗所呈现的远在时代的核心之外。我只能认为，短诗固然是更量化的书写场域，但它们更多地诉诸一般的生活与工作、一般的环境话语，而不是有显著时代标识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长诗创作呈现了量上的发展。从资料上看，有不少诗人出版了长诗。但遗憾的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我本人自1976年以来，从写白求恩的《高尚的人》开始，至今已出版了《静静的白桦林》《遵义诗笔记》《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萧萧班马鸣——萧军诗传》《落红——萧红诗传》等10余部叙事长诗。可以说，在长诗创作上有一些体会。

　　我以为我们的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表现中国梦、抒写新时代，需要更多的长诗来参与。长诗责无旁贷，强调它的重要性，也是被这个时代本身的精神内容在不断的充实的节奏与速度中所诉求与期待的。具体有以下理由：

　　一、诗歌难度创作的需求与创作元素的累积对长诗的期待。

　　新旧交叉的时代，是最能产生大诗人的时代。在当今时代，我们的诗人需追求一种难度书写，因为单纯的灵感型书写，尽管不违背美学的意志，但我认为，网络时代文学的抒情性已然被情感宣泄所干扰、混淆，单纯的抒情性很容易在与宣泄性的话语对照时，被理解为一种过滤掉尘埃的诗意，而这种诗意实际上是过度简单的，甚至本来是一种空洞的东西。这种东西很容易生产，对于我们诗歌的发展并无结构性的启示，或至少是形式上的启示，对于时代的主要精神也所涉甚少。我可以将这种简单比喻为一条鱼吐了几个水泡，就像几年前某件轰动网络的诗歌事件所批评的那种诗歌。

　　这种太简单的诗固然也能引人愉悦，产生美感，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缺陷：不喜欢将社会责任诉诸诗行，譬如小孩不喜欢背上沉重的责任，而只喜欢玩耍。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比任何时代都复杂、纠结、博弈、困惑。信息化把人们推向不可知的“深渊”。道路和主义纠缠、昨天和今天交叉、东方和西方较量，对和错、美和丑、假和真、荣和辱混杂在一起，单一化的审美形态或已难以描绘出整个时代的能指范畴。正是这种复杂性、多向性、尖锐性，在当代对生命之美、人性之美、善良之美、理想之美，唤起一种重新锻造的欲望，并使得文学之表达有了新的方法的探索任务。长诗是一种能够将诸传统体裁融入到其中的“涵量”较大的体式，因此，也是可望能够将这些新时期涌现的元素与结构的新裂变，较精准与完整地吸收与消化的体式。

　　现实已具备了长诗的庞大元素库。几十年的博弈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像焦裕禄、邓稼先、牛玉儒、杨建业、屠呦呦、杨利伟等英模人物；像三峡大坝、长江大桥、高铁、航母导弹工程、登月工程等一大批国家工程，还有希望工程、扶贫攻坚战、城镇化发展、“一带一路”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彰显出惠及人类的大格局意识。一段历史就是一曲长歌，一个楷模就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就是一首荡气回肠、站立的长诗。以长诗抒写这些历史，将是新诗在一定程度上从时代边缘回到时代话语中心的一种策略与任务。

　　二、文学本土性文化叙述的确认和挖掘需求对长诗的呼唤。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诗歌传统美学，是本土性的惟一要素。本土性也包含地域性和民族性。藏族诗歌有禅性，蒙古族诗有雄浑之劲，陕北晋地诗有民歌之风，汉族及其他民族有田园性等等。因此，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土性”，形成了写作的参照系，不容置疑。

　　我们的长诗，有它自身的气场和审美趋向。这个气场是中国型的，它的审美趋向必须是站在中国诗歌的基础上，说中国话、写中国诗。为中国诗史储备更多的长诗，这在未来来看，既是民族精神财产的一个主轴层的显现，也是文化考古的重要依据。基于此，又要求这种本土性的确认对象是更精细、更丰富、更准确真实的，这就需呼唤更多的诗人来参与这种国家与民族工程性的文化奠基，也就是进行长诗创作。

　　三、长诗本身的变革：在变中站稳脚跟，开拓与创新长诗的新形式的需求。

　　社会在变，读者在变，语言习俗也在变，知识结构、审美向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诗不再扼守“琅琅上口”“妇孺皆宜”“有头有尾”的旧约，诗人们破浪而行，向感悟时空突进、向语言极致突进、向文本自身突进，正创造着一种全新的“中国体”。

　　就长诗的传统架构、语言修辞手法、意象意境的拓展，都有改进、跟进的可能。长诗是诗，并且仍然是浓缩了的结晶体。而不是循规蹈距地复述历史，它不是用数字、年月铺陈历史，它是用诗人的智慧、语言的灵动、意境的神性再现历史。它是暴风骤雨之后的宁静眺望，它是一场战争结束后的清点和掩埋，它是劫难之后的祈祷和忠告。

　　对于西方的诗歌传统，一味效仿是不行的。借鉴其精华为我所用，才是明智的选择。让本土性溶入血液，支撑主题、语言与意境。写历史没有隔膜感、写今天没有陈旧感、写情节没有冗赘感，追求长诗的大气、厚重、庄严、高妙，以及别具风范的全新品格，是我们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