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以非虚构的方式摄照时代，在文学的各体中，没有比这一文体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了。因此，它的基本价值主要存在于其中的时代关联之中。

　　言说报告文学，我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时任中国作协主要领导张光年早在1983年就说过的一段话：“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这自然不是诗人的浪漫诗语，而是他基于新时期报告文学总体状况和价值的观察和把握后，所作出的一种写实性判断。由此推展开去，观览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的行进历史，我想是可以用从文学的“轻骑兵”到文学的“重器”，来勾画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的大概的。

　　我不赞成凡事古已有之说和源于我国之论。有专家和作家曾说过，《左传》《国语》《史记》等是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其实看看报告文学文体的称名，就可知道这是很不确实的。Reportage中的Report，是新闻报道（报导）的意思，因此，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是基于近代大众社会传播而生成的新闻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是一种内蕴着深厚的史传文学传统的现代文体。“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报告’是我们这一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茅盾关于报告文学的指说，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报告文学以非虚构的方式摄照时代，在文学的各体中，没有比这一文体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了。因此，它的基本价值主要存在于其中的时代关联之中。

一

　　我们有“文学轻骑兵”的说法，通常是指那些篇幅短小、有现实生活感的作品或体裁，如散文、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无疑，报告文学是最像“轻骑兵”的。它以短、平、快的方式，直接地、快速地突入时代生活的前场，真实地、迅捷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传播价值的人物、事件和现象等。

　　具有“文学轻骑兵”功能的报告文学，在当时是对新闻性客体的一种记录，到现在唤起的则是我们关于国家民族以及集体与个人的种种记忆。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划时代的标志性意象。新中国的开国是怎样的场景，我们读《人民日报》记者林韦当天采写、次日见报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仿佛越过时间的屏障，置身于其时其地的现场中。作者在第一时间以目击记的形式记写了这“震撼世界”的开国时刻。作品篇幅精简，现场感强，着重再现开国大典现场参与者的声响，物景色彩，武装部队的检阅，特别是表现人们欢欣无比的情绪，真实生动地捕捉住并描写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性的盛典气象。这是对开国大典的纪实存活，作品由此具有了独特珍贵的文献性价值。

　　作为“文学轻骑兵”，报告文学面向无限宽广的生活空间。但就主要题材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重要价值的书写，集中在反映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这两大方面。这也正是报告文学发挥它的轻骑兵功能的时候，巴金、刘白羽、靳以、黄钢、华山、杨朔、李庄、李蕤、葛洛、胡风、菡子、陆柱国等一大批作家入朝采写，形成了以此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热潮。我们耳熟能详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于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作品以真实的典型事例，歌咏志愿军伟大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读来激扬奋发、感人至深，“最可爱的人”成为一个时代令人崇敬的精神形象。巴金发表在1952年4月11日《志愿军报》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以白描的手法记写了与彭德怀的会见，传神地表现了有着“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但“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的彭德怀司令员的形象,这样质朴而伟大的形象，借以巴金之笔深深烙在读者的心底。

　　抗美援朝以外，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火热建设，是其时作家写作又一个热点，李若冰、徐迟、华山、靳以、刘白羽、东生、黄宗英、袁木、碧野等作家，在石油勘探、水利工程、建桥筑路、工厂兴建、山村建设等一线留下了他们作为记录者、见证者的身影，真切地写出了祖国建设的新面貌。“这就是柴达木，我们勘探人日夜向往着的柴达木”，“我们的人民，开始了柴达木盆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地质勘探事业！”（李若冰《在柴达木盆地》）“这些日子，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工地上，过的是最欢乐的节日。”“‘合龙’是钢梁工程的结束”，“祝贺，顶点的到达，大桥‘合龙’了！祝贺，我国建设事业的一个节日！”（徐迟《天堑变通途——记武汉长江大桥的“合龙”》）时光已经流转60多年，但我们阅读李若冰、徐迟这些带着欣喜和激情的文字，依然感受到壮美的建设现场和作者内心的豪迈。这些作品记写的不仅是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更有共和国奠基者艰苦创业的精神风采。

二

　　报告文学既是“轻骑兵”，又成为文学的“重器”，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张光年所说的“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指说的正是此间报告文学蔚为大观的文体风景。文学的新时期，更是报告文学文体独立、自觉的时期。它由原来“附庸”于散文或新闻通讯，至此已自立成一个蔚然可观的“大国”。原来的亚流文学开始在文学的大厦中登堂入室。看张光年1998年出版的《文坛回春纪事》中1981年的日记，可以知道中国作协设置的首次全国文学评奖，原来没有考虑安排报告文学。这年3月，短篇小说奖已经评出，诗歌和中篇小说评奖已在进行之中。《当代》主编、资深文学家秦兆阳向张光年建议报告文学也列入评奖门类，得到认可，后由作协党组讨论通过了报告文学评奖的提议。这样就有了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首次四项全国奖之说。这是一次很正式的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官方确认，而这样的确认，可以说是由报告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无法被遮蔽的实绩而赢得的。

　　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30篇，获奖作家有徐迟、黄宗英、柯岩、陈祖芬、理由、程树臻、张锲等，重要的作品有《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船长》《祖国高于一切》《中年颂》《励精图治》《热流》《命运》等，其中最具有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当属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一篇具有“重器”意义的作品。作品之重在于它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尚未正式启动之时，已深度地介入到时代重大主题的表达。徐迟以史与诗合致的笔墨，再现了一个痴迷于数学王国、取得重要学术进展的知识分子陈景润的形象，通过对人物事迹与品格的叙写与肯定，直接否定了此前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种种不实之词，发出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先声。作品发表在1978年《人民文学》第1期，随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作了转载，一时间生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热”。整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潮起潮涌，在社会和文坛产生不小的轰动效应。1987年11月启动，历时近一年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征文最后评出100篇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获奖作品有麦天枢《西部在移民》、李延国《走出神农架》、尹卫星《中国体育界》、陈冠柏《蔚蓝色的呼吸》、徐刚《伐木者，醒来》、胡平、张胜友《世界大串联》等10篇。这些作品具有介入现实的批判精神，深刻的思想品格和反思力度，其总体取向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是相呼应的。“中国潮”其势壮阔，将八十年代推演成一个无法复制的报告文学时代。

三

　　成为文学“重器”的报告文学，在内存和形态方面自然已经不是短、平、快制式了。从外在看，是作品的长篇化。李存葆与王光明合作的《沂蒙九章》，是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人民文学》1991年11期在发表这部作品时特为加了按语：“这是刊物创刊42年来,首次几乎倾尽篇幅刊载的一部作品。时代需要黄钟大吕。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匆忙剖析评介无疑是打碎晶体,我们仅以庄重和虔诚将它奉献给读者。”长篇化写作是报告文学的一种基本形态，我们从鲁迅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有40部作品获得报告文学奖，其中长篇作品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这倒并不是说长篇作品一定有质量，但相对来说与长篇化共生的是作品的厚重。一般而言，长篇作品才有足够的容量反映重大题材。王树增三卷本180万字的《抗日战争》，在作品的规模上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这是我们所读到的第一部全时、全面叙写全民族抗战的报告文学，是一部叙事纵深而又开阔的大作品。徐剑的《东方哈达》是叙写青藏铁路建设这一重大工程的长篇。作品的结构与叙写对象相应，把历史叙事和现实报告有机整合在一起。这样使作品既有现实性，也有历史感，显得丰富而厚重。何建明的《浦东史诗》是一部全景摄照浦东开发开放历史镜像和重大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史诗”题名，而本文也正是以史诗的构架和细部的深挖，真实而气韵生动地书写浦东开发开放本身自在的“史诗”，《浦东史诗》可谓是“史诗”与“史诗”的深情对话。

　　与文学“重器”长篇化和内在厚重相关联的，是报告文学写作的叙事倚重。进入21世纪，在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原有的新闻性功能弱化。长篇作品的写作往往需要经年而成，其时效性已很难达成。弱化了新闻性，强化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性。“轻骑兵”式的作品，它以新闻性见长，篇幅短小，叙事多新闻性的概述。“重器”型作品，叙事成为文本建构的要素。报告文学作家普遍具有叙事自觉，重视情节和细节的采掘、叙事结构的设置、人物的再现以及叙事语言的表现力等，作品的文学品相有了明显的提升。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李鸣生的《千古一梦》、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李春雷的《木棉花开》、陈启文的《大河上下》、李发锁的《围困长春》、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等作品，大多具有非虚构叙事的某种审美召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