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芳华》现象”的四点原因

　　徐艺嘉：电影《芳华》上映以来，持续引发观影热潮。不仅收获了高票房和热口碑，还成为一部难得的“现象级”影片，甚至在网上围绕此片还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论战。

　　朱向前：我起码二十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也就是几天前一个学生请吃晚饭，席间谈及《芳华》，几个人就争论起来，这才引起了我的兴趣，结果是学生接着请客看电影。平生头一遭哇。

　　徐艺嘉：一部影片能发展成为“现象级”，除却电影本身的因素之外，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触碰到了社会敏感点，能够让观众对照自己的现实生活找到共同话题。作为一部并非反映当下生活题材、甚至和当下生活有一段距离的影片，您认为《芳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朱向前：据我观察，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影片中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时代，尽管这部影片里的人看起来并不那么单纯，甚至人心叵测，但实际上当时的社会氛围恰好和当下的世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经历了近四十年巨变，今天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精神缺失、道德滑坡、人心不古等等。现在的60后、7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基本是和中国改革同步的，很多人因为时代的原因积累了深重的或深浅不一的失落感，而《芳华》作为一个逝去的时代参照，正好能勾起不同年龄段人们对青春岁月的怀旧情绪，让大众带着一种寻找、回顾和反思的心态去看它。包括影片里用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串连起时代发展脉络，特别是结尾时，全场响起韩红版的如泣如诉、一唱三叹的歌曲《芳华》，既给影片点了题，也让观众们退场时随着激昂的歌词和凄美的旋律，心头涌起一股股复杂的情绪，无限感慨，不胜唏嘘，一言难尽。

　　徐艺嘉：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被里面浓厚的军味所感染。尽管我并不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但我觉得这是一部军人一眼就能看出味道、看出默契的电影。这与两位主要创作者都有切实的军旅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影片中的细节也都到位，没有跳脱感。比如在食堂里吃饭的那个长镜头，那就是活脱脱军队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朱向前：你说的这一点正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影片的受众群体结构。这个片子里面涉及到的群体，主要有三大块。一、40年前包括40年来当过兵的人，起码是一个以数百万计的庞大群体；二、1979年至1984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和老山、扣林山轮战的直接参战部队就有好几十万；三、当年，除军区的专业文工团之外，军、师两级一般都有业余文艺队，这支文艺队伍加起来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从几百万到几十万再到几万的相加，更不要说还有他们的家庭、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以及亲戚、朋友、同学等相关人群了，全部加起来至少可以以数千万计，恐怕还很少有一部电影能获得如此一个相对应的、庞大的、稳定的观众群了。甚至在公映之初，昆明市区就出现了几百个越战老兵身着当年制服、背着挎包，集体列队去电影院观看《芳华》的难得一见的壮观场景。

　　徐艺嘉：这是一种只有参战老兵才有的情怀。

　　朱向前：第三点是电影本身的成功，如你所说，编剧严歌苓和导演冯小刚都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文艺兵，他们对这段生活如此熟悉，两个人都是业界一线人物，可谓强强联手。严歌苓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她的作品是成熟的。再加上她在国外学过创意写作，又深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对故事悬念和叙述节奏的把握都是很能拿得住观众。而冯小刚也是深谙大众心理和市场脉搏的导演。他从贺岁片开始出道，多部电影大卖，如今又重走文艺片路线，给观众留下很大期待。可见文学文本和电影故事之间的催化作用是相互的，因此从小说提供的文学基础到和导演的镜头叙述，确实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徐艺嘉：严歌苓笔下的故事频率一向是比较迅速的，人物不同时期的命运可以迅速切换，这一点又恰巧特别符合银幕观众可以接受的故事发展速率。

　　朱向前：第四点就是影片涉及到对过去年代的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和认知。它基本上反应的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也是变化、变革最为迅猛和复杂的一个时期，既有“文革”的尾巴，又有自卫还击战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更迭可谓波澜壮阔，并且每个历史段内都有那个年代明显的符号印记。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感情也是复杂的：既有对那个纯真、激情年代的怀恋，又包含了对文革极左惯性思维的反思和批判。因此，这段历史在影片中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丰满的、多维的、复杂的，因而能引发观众广泛的追忆、想象、思考和辩论。

二、两极化解读背后的历史真相追寻

　　徐艺嘉：您刚刚分析的这些是构成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大卖的深层原因。在获得市场成功的同时，这部电影又引发了许多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评价和解读，认可者认为这是严歌苓近些年最有诚意、最具人文关怀的作品，而冯小刚也因执导这部片子被视作超越了同时代诸如张艺谋、陈凯歌而在纯艺术道路上坚持得最彻底的导演。而反面抨击者也毫不留情，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极端个人主义的电影，打破了时代集体主义的固有美德，沦为名人话语权基础上的情绪宣泄，等等。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些言过其实了。

　　朱向前：网络上的这些评论我也看到不少，的确是言人人殊，差异很大。

　　徐艺嘉：这种解读的两极化就如同您所说，是因为其间包含着太多复杂的历史元素，而由此产生的历史观问题也最容易引发争论。但是我首先愿意承认，这是一部有温度、有情怀的诚意之作，它试图展示特殊年代的小人物走过最美青春年华后，在社会巨轮的碾压下如何身不由己地动荡沉浮。影片一开始调子是欢快浪漫的，这和小说原著本身是有差异的。在小说里，何小萍这个角色，包括文工团的氛围，始终是压抑的。但是电影里这一点得到了改变。一群青春年少的男孩女孩们，在文工团度过了最无邪的一段时光，除了何小萍和刘峰，每个人似乎都是无忧无虑的。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导演运用了大量身体美学镜头，男孩女孩们一起洗澡、游泳，用一种看似清纯的行为模式大肆展现身体美，也是为了加强和渲染这一效果。而在影片结尾，以萧穗子口吻出发的叙事者却不愿展示年华老去的样子。影片前后的人物命运构成了一种张力，无论是谁，在时间面前的遭际都是公平的，严歌苓以中年的心态和经历回望芳华，美好一瞬即逝，接下来人物要接受战争的洗礼和现实生活的碾压，这种被命运裹挟的巨大失落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芳华》的人物命运感处理得很到位。

　　朱向前：你谈到的这一点，也属于《芳华》成功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在我这个过来人看来，感觉整个片子还是过于阴冷、过于压抑了。

　　徐艺嘉：这个原由恐怕就要进入影片内部来具体分析分析它拧巴的一面。主人公何小萍和刘峰，都曾在年轻时有过好的机遇，但是几十年挣扎下来，最后却沦为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所谓人的命运。在原著中，由于整体氛围都是压抑的，因此这种异化是顺理成章、一望即知的，而到了电影里却进行了改写，人在欢快亢奋的大环境中逐步变化乃至沦落。战争一来，何小萍疯了，刘峰成了残疾军人。观众还没回过味来，和平年代里他们又成了相互依偎的最底层小人物。何小萍和刘峰是影片里相对最纯净的人物，对道德底线坚守最严实的人，这样的两个人，观众从影片里可以看到他们的来路和去处，却无法认同他们的遭遇。如果说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呼唤的是逝去的信仰，那么这个电影却让我们看到信仰在现实面前是多么无力，于是就有人会不断为影片的整体价值观做判断，其实是试图推导出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

　　朱向前：从创作心理学来说，恐怕还要从主创者身上找找原因。我看两个主创者早年的从军经历或者说青少年的经历曾受到过一些情感和事业上的挫折和创伤，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在电影里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了这种心理阴影呢？我看是有的。

　　徐艺嘉：这一点上您更有说服力，有亲身经历做佐证。

　　朱向前：我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可以用三段主要经历来作一个比较。一、1966年我刚上初二，文革初期懵懵懂懂围观过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批斗会，批斗对象就是自己熟悉的老师或学校领导，与会者成百上千，激昂发言者有之，高呼口号者有之，但总体感觉还是随大流、走过场，真正在批判会上咬牙切齿乃至动手打老师的人有没有呢？有！但是是极个别的，而且当时就引起了人群的惊悚、恐慌和不安，以至反感和会后的遣责，虽然是私底下、小范围，但予头指向是一致的，几乎是千夫所指。也就是说，即便在那样疯狂失去理性的年代或场合，真正残忍的反人性的行为也是不得人心的。二、1968年初中毕业我14岁，搭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当了知青，属于“黑五类”子女。可是在农村两年里，我感觉基本没有受到过歧视、嘲笑、排挤和打压，相反，更多的是感到来自少年朋友和乡亲们的同情、怜悯和友好、热情的帮助，使我度过了两年肉体有些疼痛而心灵并不难堪甚至不乏快乐时光的知青生活。三、1970年冬我到了部队，很快调到团电影组放电影，也算是个文艺兵吧，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学习写诗歌并且投稿，即便当时很多老领导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年轻人学习文化的追求是呵护支持的，虽然我也历经坎坷，甚至创造了连续三年被宣布退伍的记录，但最终还是被更高更多的领导及业务部门所赏识并越级提拔了。所以，以我个人的经历看，那个时代虽然形势比人强，整体的集体的狂热、非理性不可避免，但是具体到每个人那还是好人多啊，我们身边所看到更多的还是真、善、美。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影片放大了特定年代的负能量，显得过于阴郁、压抑。这恐怕也是引起很多老兵尤其是文艺兵不满的地方。

三、对于真善美的心理诉求

　　徐艺嘉：要是这么说起来，两个主创人员还是把自身的伤痛在艺术作品里放大了，成为带有他们各人色彩的回忆录，而导致回望过往生活、尤其是军队生活的片面性。但是这个片子之所以又能引起许多人认同，还是因为它把时代和人心紧密贴合在一起了，这里的人心好像是一种集体心灵的昭示，个体在其中极为无力，好像陷入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许多人是认同这样的观念的。

　　朱向前：大时代面前，确实显出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但是影片据此就推断出因为时代是坏的，所以人心也都坏了的结论，这样的逻辑并不成立也不符合历史真相。艺术家的可贵就是要从那样的环境中依然发掘出真善美来，给人以正能量，才是更加难能可贵的。而影片里的何小萍那么孤立无助，除了刘峰没有任何人对她好，反而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联合起来欺负她侮辱她。何小萍疯了以后的一段独舞是整个片子里最凄美的一个片段，也是人物命运遭际跌到极点的体现，可是在这种时候，仍然没有爆发出一种正面的力量去引导她、解救她，从而给人以绝望感。

　　徐艺嘉：是的，那个场景给人一种凄美感。少女是纯真的，但背后的真相又无比惨烈。

　　朱向前：再有一点，影片比较刻意地表现战争的残酷性，画面刺激恐怖，两次用较长的镜头表现一个烧焦的战士，却反而对那场自卫还击战的背景、意义及正当性不置一辞（其实用几句战前动员即可交待），这会让很多年轻人不明就里而徒增反战情绪，如此一来，长此以往，那么今后一旦面临侵略战争，谁会挺身而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呢？

　　徐艺嘉：严歌苓曾经当过战地记者，也是由此开启了她的写作生涯。这一段可以说是她个人视角看待战争的一种体现，我想这也是女性或者说少女视角出发对战争的一种理解吧。有专家认为这样的解读是有违历史现实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我认为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本身也可能是女性视角和思维的局限所致。试想一个初接触战争的女性踏入战争，最能印在她心里的东西是什么？最直观的感受也许真的不是宏观层面的战争意义，而恰恰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并且那一段残酷场景我觉得也有向西方大片借鉴的倾向，给影片增加刺激性嘛。

　　朱向前：可能有这个原因。

　　徐艺嘉：包括里面有蝴蝶落在肩膀的镜头，都可以视作一种模仿，或者说借鉴，当然也可以说成是致敬。另外战后的刘峰跟何小萍，尽管他们参与到了一场有着完全合理性的战争中，但实际上，他们命运的落寞也是真实的。历史的车轮向前滑动，不可能存在其间的个体没有伤痛。所以我们在看待片子和历史真实有偏差的前提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让观众换一个维度审视战争，这和我们部队作家中一些人触及到了“战争后遗症”问题有相仿之处，也是值得人反思和探讨的。这个片子探讨得如此激烈，不仅是在历史观上存在争议，很大程度上观众还是对两个人物的命运无法坦然接受，中国人传统里认同的“好人有好报”的观念，民族基因里自带的“大团圆”结局在这里得不到实现。

　　朱向前：当然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应该加大对参战人员的抚恤力度和尊重程度，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导向。但是既然涉及到历史，涉及到战争，艺术上还是要客观、准确且深刻，要拿捏得当。当然，这个片子的价值观并不是一味不可取，这也是我要在最后专门强调的。我比较认可影片最后对主人公刘峰和何小萍的处理，虽然不大符合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但却也由此闪现出了人性的光辉。影片里其他的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在时代大潮中与时俱进，获得了物质和金钱，或者嫁到国外去当了富婆，或者去海南淘金成了大亨，但是幸福指数都不怎么高，这表达了作者的一种隐性批判。

　　徐艺嘉：最后的结局算作对两人命运的一种拨乱反正吧，感觉是主创让观众体味了一场漫长的身不由己后，终于灌下了一碗心灵鸡汤。

　　朱向前：不管怎么说，何小萍和刘峰两个人摸爬滚打、颠沛流离，一个残疾了，一个神经了，但是最终相依为命，殊途同归，关键是两颗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港湾，而且内心是宁静的、知足的、干净的。知足者常乐，看似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但恰恰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抵达不到的。这恐怕也道出了创作者三十年来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也为整个影片涂上了最温情的一抹亮色。我对这个结尾很看重，创作者没有以世俗观点和价值取向来看待这两个貌似时代的弃儿，反而肯定了他们坚持了一生的初心。这也是严歌苓和冯小刚两个人的初心，也是这部影片的良心和底线所在。

作者简介——

朱向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全军优秀教师，专业技术三级，文职一级。现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国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评委；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央电视台主讲嘉宾。已出版《诗史合一》《莫言：诺奖的荣幸》等专著、文论集20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徐艺嘉：青年作家、评论家。出版长篇小说《横格竖格》《我们都缺伴儿》，曾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在《新华文摘》《文艺报》《神剑》等刊物发表评论文章百余篇；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打工三代》被拍成电影，并荣获2015年美国旧金山国际新概念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索菲亚大学人文（优秀编导）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