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个辩证的存在，是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文明现象。其“极高明”之处在于，它能究天人，通古今；能穷性尽情，刻画世相，用一套抽象的视觉符号（文字）和声音符号（语言）创造出无比丰富的审美世界。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使用具象符号的艺术如美术、雕塑、音乐等所达不到的，这些艺术必须依赖耳目身体和较多的物质条件。其“道中庸”之处在于，文学是感性的，是动情之物，一点不抽象，属于每一个平凡的人，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只要能识字，就能读文学作品，即使是文盲，也能欣赏文学，甚至还能创作。由于世界在变，人心在变，艺术表现和传播的技术手段在变，文学的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一切给文学下的定义，都逃脱不了成为学科意识形态的宿命。所以，我更愿意说文学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一方面是逻辑意义上的，因为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它可能更多地不是一个文化形式，而是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语法意义上的，它既是及物动词，不断地描述现实世界，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学”了；它又是不及物动词，不断地创造、更新它自己的世界。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动词，产生出文学事业，并且决定了作家以及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的人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让文学成为一个积极的动词。
文学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动词，首先要创造积极的人生，培养真善美和自由的心灵。中国文学一向以表现人的心志为目的。《尚书》曰“诗言志”，《左传》曰“言以足志”，这些道理，看起来很朴实，但如何表达，表达何种心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实践。诗歌与言论是先于文字书写的文学形式，诗与礼乐相关，其神圣性自不待言，而古人更看重个人的言论，至以“立言”与“立德”“立功”并为“三不朽”之事，因为言是人的直接体现，是“身之文也”。中国文化重视辨言察志，在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言部”的字有247个，而“文部”的字只有4个。志、言、文依次为主次关系，所以《易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再好的修辞和语言，都不能完全体现心志，而文学永远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努力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从文学的角度，我们不必将“德”仅仅理解为伦理道德，而是理解为良好的品性，那就是高尚而充实的情怀、真实不虚伪的人性。陆机又曰“诗缘情”，文学不仅要言志，还要抒情，心志与情感不可分离。志须有情的支撑才不空虚，情须有志的引导才不低俗，真实伟大的情感是文学的能源。所以，文学有志向，但要“志于道”；文学有思想，但要“思无邪”；文学有性情，但要真情至性。
文学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动词，还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处世能力。在书写尚未普及的时代，人类就已经创造出许多伟大的文学经典。在印刷时代，文学的传播能力处于领先地位，故能蔚为大观。就中国文学而言，楚骚、汉赋、骈文、古文、唐诗、宋词，一代有一代之胜。明代文人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无论是魏晋文学的自觉、唐宋古文运动、现代新文学运动，都有社会和思想积极变革的时代背景，但如果没有伟大的作品，这些运动就不会成功。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面临更加巨大的变革。首先是技术的变革。书写已经不再单纯地依靠纸笔，数字技术为语言文字、图像、音像提供了更为抽象的符号后台，具象的艺术也找到了方便有效的工具和载体，文字的传播效果已逐渐让位于图像和声音。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是：组织运行人类社会的工具还是语言文字，一切数据、图像、声音只有在人脑中还原成语言才能被理解。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其物质基础丝毫没有改变，文学不仅可以更新它的外在形式，而且能够积极地将文学的品性和精神融入其他文化形式中去。其次是多元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再单一，文学言志抒情的内涵变得复杂。但是，不管世道如何变迁，人性和历史总有向善的方向性和规定性，中国文化称之为“道”。“文以明道”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更是中国文学的信仰。文学具有兴观群怨的能力，只要积极地感发人性，表现世界，关注社会，批判黑暗和丑恶，就一定能够提炼出积极的时代精神，为时代立言。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首先是通识教育，使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次是培养文学事业的人才，包括传授有关语言文学的理论、知识，培养语言文学的创作、研究能力。自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来，中文专业的教育体系传承比较连贯，不少百年大学都保持了比较优秀的中文学科传统。随着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中文教育一定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而如何积极地培养当代中国需要的优秀文学人才，应该成为中文专业教育思考的问题。比如，当前的中文专业多数是依照西欧和苏联的文学学科体系建构的，以西方的文学标准建构了中国文学史的话语体系，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全然以白话文学为教育内容，可是中国民间的文言文创作从未间断过，传统的诗文集在民国时期仍在出版，由于学科意识的局限，成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不管的地带，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更新教育的内涵。再如，我们一直纠缠于中文系是否培养作家的问题，作家需要长期的文学实践和个人经历的酝酿，当然不能用教科书来培养。但是技术和传播的革新早已让文学成为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中活跃的文化因素，可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培养这方面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这就需要我们拓展教育的领域。诸如此类，都是在一个积极的时代，文学成为积极的动词需要应对的挑战。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