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绿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业余爱好者，请听我倾诉农技干部的坎坷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千载难逢的升学的好机会，从我身旁擦肩而过了。党中央领导层意识到要加快新中国建设步伐，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必先重视人才战略，加强人文素质建设，培养大批学有专长的干部队伍。短期内掀起了席卷全国，全民大办教育的红色风暴。全国各地新兴办起各专业的大专院校，有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中央高等教育部的有关统计数字表明：1960年全国所有的在读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升学，还差上十万学生，苦无生源。为满足需求，中央来个号召中青年在职干部，踊跃报考高等院校。《人民日报》还发表长篇社论，要求各有关省市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打破小范围条条框框的本位主义思想，从全国一盘棋的国家全局利益出发，积极动员在职干部走进考场。正在赣北棉区某县工作的我，从报上获取信息后，回想我自1955年7月农校毕业后，至今正好在农村服务已满五年，符合报考条件，便在1960年3月的某一天下午，摇通县农业局的办公室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第一把手的查治平局长：“当即表态局内完全同意你的升学申请，只是这事得先请示县委农工部的王部长（南下干部），待晚上我再向王部长汇报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如何”。第二天一早查局长言而守信的向我传来报喜的电话“王部长批准你的升学申请了”，并安排我考前的几个月，可用一半时间工作，另一半时间复习功课，迎战高考，我忙在县文化馆弄到不少参考资料。我多么想报考最感兴趣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或“新闻系”啊，又在《新华书店》买了一份文科的“考试大纲”和历史、地理等复习书籍，按考试大纲认真摘了不少笔记。当时考生都集中在南昌市一个考区赴考，高考时间记得定在7月15日的后三天。奈何命运坎坷，天不作美。当我7月12日满怀信心地来局开具考生的介绍信时，原批准我报考的查局长，因公外出未归，在局处理事务第三副局长占开旺坐局工作，开始用不知道查局长批准我升学为理由，不同意我去，继而又以工作需要为借口不开证明。我说“批准一事，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没有人胆敢用谎言冒充，欺骗领导，到底真批假批，待查局长出差回来一问便知，更何况我考完三天，仍得返回原局，并不马上离开县城。你先开恩给开个证明，让我顺利进入考场，就算给我帮忙，办了一件好事了”。任你好说歹说，苦口请求，大权在握，一味专横的占，就是不肯放权，在已写好介绍信上加盖大红公章。是害怕承担责任，还是有意阻挠，我至今无法理解，怪只怪我当初年轻无知，缺乏修养，要是我能忍住一时之气，冷静理智地后退一步，头脑清醒地换换环境，转身前往县委农工部求助，也许我升学僵局就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顺水行舟，水到渠成了。但我白读了几年古书，完全忘记了古楹联中的“话到尖头忍半句，海阔天高；理从是处，让三分，风平浪静”的劝世良言，而是愚笨的采取针锋相对，和他硬对硬地对撞。眼见一场本该属于响应党政号召的升学美梦，好端端地被占的玩弄权柄，倾刻化成泡影，内心充满怨气，明知惹不起，却偏要丧失理智地来个破罐子乱甩，借用《人民日报》社论的有关精神和占局长开展面对面的据理力争，指责他，党中央号召干部升学，你不但不作动员，反而阻止干部报考大学，实际上是和中央政策背道而驰，唱对台戏，对党的事业不利，对人民办了错事。占局长随即怒目圆睁，认为一个小小的普通技干胆敢在他的办公室和领导说三道四，有损领导尊严，这还了得？突然大拍桌子，说我没有资格和他讲辩，要我赶紧滚出办公室去，这还不够，后又借农业局1960年10月下旬的机关整风，把我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说我借升学胆敢和他讲口对辩，反对了他，就反对了党的领导，给了我“降薪一级，下放劳动锻炼”的处分，工资由每月的33元，降为29元。在宣布“下放劳动锻炼”的处分后，领导要我暂时不要离开县城，说县委正在准备对全县下放干部开个大型的“欢送大会”等一个星期后的“欢送会”开过后，再回家去。我因无心等待“欢送大会”竟擅自提前回家。1961年春节期间打听到共大衙前分校正缺农业教师，通过在该校学习的表弟胡官显牵线搭桥分校吴道柏教导主任，亲口对我说：“只要原工作单位同意放口，允许你当老师的介绍信，你就是我校正式的教师一员了”。加上得知县委的欢送大会上，我不属于下放回家劳动的对象，在宣读下放名单中我被分往垦殖场劳动安置。便赶紧向原工作单位，要求给我来共大当老师的介绍信，谁知，信发后两个多月毫无反应，复于1961年4月再返赣北工作单位，不但弄不到当老师的介绍信，反而指责我擅自离开岗位，自寻工作，全无组织领导观念，强迫给我办理退职职手续，我因不愿领这近两佰元退职金，断送前途，便持此开好的退职证明，求县委组织部领导主持公道，组织部领导忙在退职书的空白纸处批上“本人既不同意退职。可仍着其往垦殖场劳动安置”。很可惜此批复后在国营邓家埠良种场打工时被人偷跑了，这就是1961年4月后连29元的月薪也被取消了。“下放劳动锻炼”变成了长期回老家生产队赚工分度了艰苦的十多年。由于家处近河的滨湖地带，经常遭受水淹，有时连住房都被淹上个多月，水退后，不但口粮成问题，还得化钱修住房，连自供自给都有困难，好心的村民同情我的处境，纷纷劝我离开这个穷家乡，还是回赣北的棉区去。1973年参加全县土地平整劳动，连负责带队的大队干部也建议我回原工作地寻求生活出路问题。在干群的关怀、支持下，通过原工作地老同学胡建生、黄金根、徐柏涛等帮忙，我终于在1973年4月再一次回原工作地点，农业局的新领导没有人认识我，但一听我是1961年走的都摇摇头说没有安排余地。好在胡建生同学群众口碑好，基层干部熟，先把我安排在一个只有十多户的王家坂陈家集体养猪场当了两年饲养员，后又在村庄较大的谭永昌、谭璟等村干些放牛、看山等打杂劳动。不管分在那个村劳动，我总觉得赣北农村的民风淳朴，正派、善良，富有同情心，仅管当地村民的口粮定量不是很高，每月定量的29斤大米，其中还得搭配4至5斤干薯丝供应，一斤干薯丝抵一斤大米，但每月农历的初一和十五，都要用平时节约的粮食大米蒸一餐用米磨米粉做成米团子敬神上供，几乎每户都不会忘记给外来的我送上一碗。在劳动中，胡建生同学常借工作之便，抽空来看望我，记得四人帮上台时，胡同学向我转送某领导的原话“凡是在六一年离开工作的，都看作是经不起考验的国家逃兵看待，很难恢复工作”，我听后，感到工作无望，情绪低落，又总有善良的赣北父老劝我不要悲观丧气，有的用周朝姜子牙八十二岁遇文王的历史故事来启迪我。在赣北农村劳动近五年，不论养猪放牛或看山，当他们知道老家还有健在的古稀老母时，每年的春节都给我半个月的假期让我回家看望老母亲，体现村民对传统孝道的尊重与弘扬。

1978年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我终于苦尽甘来，得于平反，恢复工作调回原工作单位，从此十九年的坎坷人生终于画上圆满的历史性句号。我应当永远感谢党和政府的厚爱与关怀，感谢进贤家乡与赣北父老的亲切关爱，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余热生辉，让夕阳无限美好、多彩。也请现代的年轻人读此文后，认真思考，以我为戒，加强政治学习和人品道德修养，尊重领导，跳出争强好斗，个人恩怨，惹事生非的生活怪圈子，把有限的精力集中用在做好本职工作上，为共圆中国梦作些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