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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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置、空转与重建 ——对当前文学理论构建的一种想象
作者: 来源:《长江丛刊》 浏览次数:5402次 更新时间:2020-03-19

一、

当下文学理论的现状:活跃与沉寂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似乎表现得比较热闹。有许多新的创作现象,如年轻一代在崛起,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新的审美面貌,对拓展文学的表现手法无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对现实生活,特别是社会变革的关注也在升温,出现了很多引人瞩目的作品。这说明作家们仍然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对文体的探索创新也有许多新的收获。新的文体样式在不断出现,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在打破。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他们会说,我以为写的是散文,但刊物却是以小说发表的,并且还获了小说奖。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正在发生的变化与不断向前的活力。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各种评奖、排行榜、文学周等活动,说热闹还是比较准确的。

相对于创作而言,理论界似乎显得比较平静。或者也可以用一个不太“正面”的词来概括,那就是“沉寂”。从表面来看,也有热闹之处。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研讨活动,这肯定是一种“理论”或者理论的实践形态“评论”现象;还有各种论坛,以交流人们关注的问题;理论家与评论家们也在各种报刊不断地发表文章。他们并没有闲着,而是更勤奋、更忙碌。因为需要关注的事情很多,需要发声的地方也很多。可以说是活跃与沉寂同在。不过,在这种忙忙碌碌中,人们也感到某种不满足。我们发现,一些过去在理论上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却成了问题。比如,文学是不是对读者而言,应该承担提升精神品格、净化思想情感的作用?是不是应该对社会生活的发展表现出某种前瞻性?文学到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被抽象了的文学?还是建立在社会生活之上并经过了典型化、艺术化的文学?再如,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并把握了现代派文艺思潮的精神实质?现代派的出现本来是对现实社会的对抗与批判,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但我们往往强调其讨论的某种手法、技巧,而忽略了、遮蔽了其生成的历史条件。这还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吗?又如,作为理论实践形态的批评还能承担起批评的责任吗?我们对创作现实指出了哪些不足?进行了怎样的理论引导?提出了什么应该注意的问题?回应了创作中存在的什么样的期待?凡此种种,我们的理论还做得非常不够。这种理论的缺位现象应该终结。

中国正在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从辉煌跌入屈辱,又从屈辱中崛起的大变革,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大时代,也是将决定人类走向的大抉择。在这样的历史现实面前,文学将发挥什么作用,文学理论将以什么样的状态面对,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如果理论解决不好自身应对、建构的主动性问题,不能回应社会变革的现实,也不能回应文学演变的要求,将出现严重的理论缺失。那就是,文学会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引导。其结果就是在失去理论烛照的同时,创作的紊乱与停滞。表面上来看很热闹,但理论缺少实质性的突破与超越,成为一种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空转、悬置甚或失语的理论。

理论的悬置,就是理论不能对创作实践进行有效引导。其原因可能是理论自身的落后,已经严重地脱节于创作,脱节于社会现实。或者也可能是理论严重地不适应现实,与社会生活、创作实践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理论最好的状态也只能是跟在创作后面肤浅地图解创作。当创作艰难地往前行进时,理论仍然在固有的洼地削足适履地发声。这种脱离了现实需求的理论只能被悬置起来,言不及义、话不投机。或者还可能是,理论终于成为了理论家的理论,而不是对现实生活、文学实践有意义的理论。理论依然存在,但仅仅是存在的存在。它不关心现实,不引导实践,也不产生作用。它在理论狭窄的天空中孤芳自赏、不云不雨。这种“自闭”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变成孤立的自我存在。它不停地出现,但并不能使现实生动起来、丰富起来、有力起来。它徒劳空转,但毫无收获,甚至被人抛弃。总之,理论要退掉自己“灰色”的面貌,重新变得充满生气、活力,必须在既有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理论体系。

二、

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三个挑战:自觉性、能力与敏锐性

毫无疑问,要解决好目前理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回到理论自身。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首先是我们有没有构建属于自己时代文学理论的自觉性?

理论是创作的基础还是对创作的印证?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作家,他也许不太会承认理论的作用。因为他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我就是这样写,并不去管是不是符合了什么理论。这话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你创作的时候时刻想着是不是符合某种理论的定义、概念,也就没有创作了。但从根本来看,依然有理论对创作产生这样那样、或隐或显的作用。这就是说,理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独立”存在,而是一定会对创作产生作用的。但这种作用是对创作的基础性“引导”还是一种事后的印证性“证明”,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所谓“引导”,就是说,理论的基本要求要对创作产生影响,帮助创作者廓请许多基础性、原则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观等等;从小的方面来看,对题材的认知,对人物的塑造,对语言的使用,以及结构方式、叙述方式等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强调的就是理论的“引导”。这时,理论为创作奠定了基础,并为创作指出了需要考虑的原则、方向。它站在了创作实践的前列,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但是,很多理论或评论是一种事后的“证明”。就是当我们面对一部作品时,可能会印证其符合某种理论的要求。如,这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等等。这种印正,当然有其意义,就是指明了作品的特性,对创作实践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就积累了作为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经验。就创作者而言,似乎也可以帮助他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作品,并得到某种理论启示,或者增强创作者的自信——天哪,我居然写了一部什么什么主义的作品!

不能否认这种“证明”式的理论运用的价值。如果理论不被运用,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但是如果我们只会运用理论而不会构建理论,那我们还有理论吗?我们是不是只能在前人的理论或别人的理论中存在,而没有属于这个时代自己的理论呢?回顾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那些具备敏锐眼光,拥有极强创建能力的人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狄德罗、莱辛、赫尔德等倡导“返回自然”,批判封建专制,高扬人道主义,不仅为那一时代的文学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产生了重要作用。随着封建贵族的衰落,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表现出上升的态势。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进入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时代。人的意义被进一步强化,想象力被进一步放飞,人的内心情感进一步受到尊重。施莱格尔兄弟、海涅、华兹华斯、斯达尔夫人、司汤达、雨果等均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建树。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退潮,欧洲社会的矛盾日见复杂,资本与机器对人的控制压榨日甚一日。在19世纪中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兴起。果戈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人类面临着更为广泛、深刻的挑战。资本的矛盾、资源的局限、人对欲望与利益的无限制追求,以及生产方式的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等使人的自由世界受到更大的制约。延续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来的创作思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潮。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现代派思潮。他们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诞,描写人的非人化,强调内心世界的感觉、意象,解构既有的存在等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次第出现,以求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这些理论的形成,既是欧洲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也是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需要。它们既引领了那一时代的创作,又对之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中国处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时,同样对理论界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拷问:我们还有没有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自觉性?还能不能够构建自己的理论?显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仍然缺乏这样的关键成果。

其次是理论对创作中的重要现象有没有回应的能力?

一直以来,文学的发展进步与理论的相伴同行不能分离。正是因为理论解决了创作中的问题,才使创作得到了进步。近代以来,有梁启超等倡导小说的革命,突出强调小说的重要意义,认为小说是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比如梁启超就谈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还更具体地说明小说改变人性的四种能力,即薰、浸、刺、提,强调审美过程中作品对人的积极作用。今天看来,他的理论并不一定准确,但在当时,实属于那一时代的创举。而小说的变革也从此肇始。从某种意义讲,他的努力为新文学革命奠定了理论前提,相应地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之后,文学革命风起云涌。这一跨越两个世纪的文学思潮的出现当然不能忽略从“改良”到“革命”的倡导者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努力。抗日战争以来中国文学的进步、发展,既与中国社会的演变不能脱离,亦与其理论建设的成就相伴。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学在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之后,进一步完成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使命,形成了属于那一时代的审美形态,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进步。新时期以来,创作的实绩异彩纷呈,理论的建设也风起云涌。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对新的创作现象的讨论甚至争论,也包括与此相关的新的理论形态的构建。如新的审美原则的崛起,新的创作方法的梳理,新的表现领域的拓展等等。可以说,新时期初期,既是中国文学新面貌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时期。这种重要,首先表现在理论对创作现象的关注与回应方面。

但是,这种理论的积极姿态是否一直延续下来,却有很多可讨论之处。如果不能说没有延续下来,也可以说理论回应现实的自觉性、主动性在弱化。这就是,理论没有积极地解决创作中的问题,更缺少有创新性的构建。就文学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在译介外来理论形态上呈现出史无前例的活跃状态,以学习借鉴掩盖了自身的构建。一时间,能够运用外来理论与方法成为确立理论贡献的重要标志。哪怕是半生不熟地运用也似乎也比固守既有理论占据话语优势。尽管我们可以说,对理论的构建而言,能够自觉地运用它山之石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借鉴是为了构建,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借鉴。缺乏构建的借鉴无疑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理论的针对性、实效性。其次是新的创作形态的出现对理论界的适应性产生了挑战。在传统的纸质媒体创作中,新现象、新方法层出不穷,眼花缭乱;在新的互联网创作中,其体式的变化、叙述方式的不同对理论也产生了冲击。已有的理论形态——包括其基本概念、基本范畴能不能解释这些创作现象成为新的问题。再次,文学作品向其它艺术形式的转化成为极其重要的创作现象。文学与影视、戏剧、动漫以及其延伸产品之间的关系对既有理论体系与方法形成了严重挑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既往理论的阐释范围基本限定在创作者、阅读者之中。但是,当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版权交易与流通物时,文学的话语领域发生了改变,已经大大地溢出了人们一直以来习惯了的范围。当我们习惯于讨论文学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时,是不是也可能习惯去讨论其经济效益、生产传播方式、延伸产品与产业链呢?在这样的时刻,理论已经不再是受到冲击的问题,而是短路的问题。因为曾经的理论从来没有与这样的问题遭遇。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构建需要能够回应创作现实的能力。

再次是理论是不是还保有对社会变革的敏锐性?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学理论,没有必要去涉及社会等文学之外的事情。或者也有人会担心,强调理论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性会不会使文学成为社会学的附庸?会不会使文学世俗化甚而庸俗化?这些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我们不能把文学理论变成社会学理论或者其它什么学的理论,更不能消解文学的主体性而以社会附庸的形态来讨论文学。但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文学自身具有多少独特的个性,它仍然是一种社会存在,是表现社会生活及其生活中存在的人的活动的。从某种意义来看,文学甚至比其它的学科具有更强的敏感性、鲜活性、前瞻性。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文学由于其形象性的特点更易于接受,更容易产生广泛的影响,因而也就显示出更突出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没有文学的存在及其作用。区别只是这种存在的广度,以及作用的深度。我们可以说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文学凋零的时期,但不可能说是不存在文学的时期。即使是在远古时代,也仍然有人们发出对生活的感叹,以及所表达的愿望。与此相应,当文学终于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成熟的形态后,理论就会形成。这一方面是文学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文学发展的要求。而文学理论的出现,在其早期阶段,还没有获得独立性的历史时期,往往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存在的,而不是作为“文学”存在的。文学的这种社会性与生俱来,并一直伴随着文学的发展演变。他们不可能分离。作为文学理论,当然也不可能与自己存在的社会生活分离。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生活将影响文学理论的发展,甚至引发其突变。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象、问题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之中。文学不仅承担着表现社会生活的责任,同时也难以逃脱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当然,不是技术层面的解决,而是思想与精神、价值观与认识论等层面上的解决。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当然是极为活跃的。文学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推动欧洲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型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中世纪附会宗教教义的,以上帝的尺度来衡量美的理论消失了。但丁虽然并没有直接否定上帝的存在,却在他的《论俗语》中向拉丁语的至尊地位发起挑战,将神性美转换成为日常生活的美。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理论界更强调文学艺术在人道精神的养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如赫尔德就认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是使人类人道化。在资本主义兴起,工业化生产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形态之后,对现实社会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次第兴起。欧美文艺理论或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对其进行批判,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走入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精神世界,强调人主体性的独立地位,以企否定现实社会,如唯意志论者;或者走入自然,呼唤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如自然主义者等等。总而言之,社会演变对文学创作与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而文学及其理论,是不是对社会现实的种种变革保有敏锐性?是不是感受到了时代发展进步的呼唤?这当然是对理论的一种考验。

三、

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三个维度:传统、现代与现实针对性

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形态,要对目前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现实有针对性。对现实生活不产生作用的理论是自闭的、缺乏意义的理论。任何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都是现实生活的反应。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刻——这就是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完成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转型。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既有与其它先发国家曾经遇到的相同的问题,也有源于自身历史文化、地理气候、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既不能照搬传统,也不能抛弃传统;既不能简单模仿,也不能简单排斥。所有的照搬与简单化的行为都是机械主义的形而上学,是理论的懒汉主义。正确的方法必须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继承与弘扬那些传统中仍然具有生命力与现实意义的成分;在放眼世界的同时,汲取与我有益、为我可用的内容,把那些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因素融合起来,破旧立新,化旧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形成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学习他人又不唯他人是从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构架。

中华美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不仅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诗人、作家、理论家,而且也涌现出数不胜数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表现了中华民族植根大地、仰望天空、放飞宇宙的想象力与创造精神,是人类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自身,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对世界文学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作用。即使是今天,它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当我们睁开眼睛,用讶异的目光探望世界时,却往往忽略了世界曾经是以怎样的眼光聚焦中国。欧洲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那是欧洲的有识之士学习借鉴东方的重要收获。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出现,是先发国家中那些富有探索精神与学习能力的人们面对资本与权力膨胀对人的挤压与漠视,在人类文明宝库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武器才出现的。因而它的形成是那一时期的人们为解决自身面临问题的努力结果。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不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不论是从文学还是艺术,是面对现实还是遥望未来,都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寻找到了思想支柱、精神武器,以及审美范式,并结合实际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当然也能够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到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实际上,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之中、日常生活之中。只是他们就像空气一般,因为习以为常而往往被忽略。

上世纪之交,中国开始积极地引进学习国外的文学。在近代之末,移入中国的多为欧洲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法国文学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初期,新文学革命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东欧文学对中国亦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在这两个阶段的译介中,中国文学完成了革命,新文学得以形成。在上世纪中期,苏俄文学大量译介,对中国文学影响至深,使中国文学的人民性与理想主义得到了奥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一次出现了译介热。这是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译介。其影响最大的是欧美现代派文学。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品格的形成。这种不断地睁眼看世界,对中国作家而言,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考验。一方面它充分地显现了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品格,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借用他人之石、之资源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也丰富、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形成了一种唯他人是瞻的判断标准。对优秀传统的漠视、遗忘,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回避、疏离正在使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淡化。与之相应,创作中的同质化、主观化,疏离现实生活、退回内心世界,理想激情的消解、英雄主义的缺失、价值选择的错乱等对文学创作而言,已经成为阻滞发展的突出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文学?我们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我们是要表现中华民族筚路蓝缕、奋发创新,拥有坚韧的意志与不屈的精神,进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呢?还是要使人们精神萎靡、行动乏力、未来无望呢?凡此种种,均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加以很好地解决。

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良好的实践成效。一方面是理论家们并没有回避这样的现实。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梳理、研究,有种种努力与成果——基础理论形态的、创作现象研究的、批评实践成就的等等。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创作形态显现出十分活跃的态势。在经过了数十年的引进、译介、借鉴之后,表现力得以强化。它不仅能够生动鲜活地描写人的外部行为,更能够细致入微地描写人的内心体验;不仅具有依靠情节结构作品,进而显现出强劲的叙事能力,而且也能够依据人的内心世界结构作品,显现出颇具吸引力的描写能力;不仅具有从宏大事件、英雄人物的层面表现中国现实的能力,而且也具有从细小之处、日常生活中发现中国变革的能力;不仅传统文学领域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在新兴文学领域,特别是网络文学领域的国际影响更令人瞩目。这些积极的变化急需有作为的理论家们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以构建我们新时代的文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而是具有历史文化传承意义的;是具有开放的眼光的,因而是借鉴了他人与我有益元素的;是能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首先是文学创作中重要问题的,因而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

是时候了,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理论家们,我们赶快行动吧!